“數字絲綢之路所涵蓋的國際經貿合作項目更像是一種降本提效的‘系數’，其基礎邏輯是優化和提高原有經貿活動所代表的‘常數’。”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特聘研究員、“一帶一路”商學院聯盟產業發展部主任仇文旭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十年間，我國承建了大量共建國家基礎建設項目，建立了穩定的經貿往來關系，在此基礎之上，共建數字絲綢之路成為“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的重要驅動力之一。中國企業已推動許多共建國家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智能制造及智慧工程和跨境電商等眾多領域取得較大進展。

數字引擎

加速共建國家互聯互通

隨著全球數字經濟發展駛入快車道，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已成為各國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在此背景下，數字絲綢之路應運而生，自2017年首次提出以來，我國與共建國家的數字互聯互通水平節節高升，如今推進數字絲綢之路高質量發展也已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新引擎。

以共建“一帶一路”重點地區——東盟為例，據廣西高質量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成效新聞發布會介紹，截至目前，中國—東盟跨境征信服務平臺提供東盟十國超700萬家企業征信數據，北部灣大數據交易中心累計交易規模超2.8億元，中國—東盟遠程醫療合作平臺與越南、老撾、緬甸、泰國等4個國家6個醫療機構建立遠程醫療合作機制。

中航基金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對記者表示，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已成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與共建國家開展的“數字新基建”項目不但有利于激發我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潛力，更有利于帶動共建國家經濟發展和人民增收。另一方面，與共建國家在數字貿易規則、數據安全等領域的合作有利于在國際規則體系的制定中提高我國話語權。

事實上，數字絲綢之路之所以能夠在提高“貿易暢通”效率領域卓有成效，離不開近年來我國不斷在加強國際政策溝通、加力國內數字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努力。

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白皮書顯示，截至2022年底，中國已與17個國家簽署“數字絲綢之路”合作諒解備忘錄，與30個國家簽署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與18個國家和地區簽署《關于加強數字經濟領域投資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另外，為夯實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優勢，多個相關支持政策漸次落地，例如，2022年12月份，中共中央、國務院對外發布《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明確提出，構建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嚴肅治理四個制度，以激活數據要素價值，賦能實體經濟。

安永大中華區“一帶一路”主管周昭媚表示，目前，中國在網民數量、5G網絡建設、智能化數字終端制造等方面均居世界前列，在數字經濟多個領域具有比較優勢，無論從技術還是從經驗角度，中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有較強輸出能力。

數字機遇帶來

多元場景落地

得益于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已具備良好產業基礎，數字絲綢之路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企業參與其中，目前已有一大批涉及領域廣泛的數字項目落地，在“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下，中國企業已推動許多共建國家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跨境電商領域取得較大進展。

安永大中華區科技、媒體與電信(TMT)行業咨詢服務合伙人、“一帶一路”數字化轉型戰略咨詢主管邵榮對記者介紹，數字基礎設施是提升經濟效率的新興基礎設施，中國企業已在5G網絡、海陸纜、云/數據存儲中心、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也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基礎設施服務等積極走出去，擴大區域影響力。

例如，近年來，國內三大電信運營商海外服務網絡遍及40余個國家和地區。具體來看，截至目前，中國電信業務范圍覆蓋亞太、歐洲、美洲、中東非等世界各地，擁有51條海纜、75個跨境陸纜系統，在全球傳輸骨干中繼達到117T;中國移動聚焦布局“七海五陸”全球信息大通道，已投資海纜15條，建成跨境陸纜系統26個;中國聯通則擁有21個陸纜邊境站，并已與周邊數十家運營商完成互聯。

此外，在許多“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人口紅利逐漸顯現，消費潛力巨大，絲路電商迎來巨大發展機遇，讓跨境電商成為數字絲綢之路發展的重要推力。

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中國跨境電商進出口總值已由2018年的1萬億元升至2022年的2.1萬億元。從貿易伙伴來看，2022年中國跨境電商出口額排名前十的國家分別為美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越南、韓國、泰國、菲律賓、印度、日本，“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占六席。

多重數字挑戰

有待破解

在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地區深化合作中，借助共建共享數字絲綢之路，我國數字經濟“朋友圈”范圍更廣、領域更寬、成果更豐富，但需注意的是，數字絲綢之路的建設仍有多重挑戰，不僅面臨發展中國家數字基礎設施薄弱、數字基建成本高昂等傳統問題，也因日益頻繁的數據跨境流動帶來了數據合規及網絡安全新挑戰。

“部分欠發達國家在進行數字化建設過程中存在資金、技術和人員方面匱乏的問題。同時，各國數字化發展水平各不相同，存在的發展差異也將帶來互聯互通上的障礙。”鄧海清如是表示。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員、數據資產化研究院執行院長王鵬補充說，隨著全球對于數字經濟的監管不斷加強，特別是在隱私保護和數據安全、電子商務以及數字服務領域，不同國家或地區有各自獨立的要求，跨國平臺企業需要同時滿足不同法律體系下的合規要求，合規風險和成本均有所上升。

針對上述挑戰和問題，邵榮建議，未來需要從多方面提升自身實力，讓數字化發展切實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動能。首先，進一步加強“一帶一路”政策協調，推動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縮小數字鴻溝。其次，完善法律法規體系，從制度上保障網絡空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