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古國南佐傳承黃河文明

南佐遺址（局部）蘇銀忠

考古青年進行田野調查蘇銀忠

(相關資料圖)

李小龍

緣起

南佐遺址坐落于涇河一級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西部，塵封于地下近五千年，在漫長的歲月里，歷經風雨，直到1957年的某一天被考古調查人員重新發現并記錄下來，之后和大多數新發現的遺址一樣，有了自己專屬的“名稱”（南佐遺址）和“身份”（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前輩學者們先后進行了六次發掘工作，發現了一座迄今為止最大的新石器時代大型夯土建筑F1，也正是因為這一重要發現，南佐遺址首次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轉眼間二十五年過去了。近年來中國考古事業受到了空前關注和重視，專業隊伍力量日漸壯大，多學科的方法和技術手段也被廣泛應用到考古工作中。至此我們與南佐遺址再續前緣。

發掘之初，為了對遺址進行科學發掘、系統保護和深入研究，我們確立了多學科合作的方針，最終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西北工業大學和蘭州大學四家單位組成聯合考古隊，由學養深厚、經驗豐富的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韓建業教授作為項目負責人。南佐考古的大幕徐徐拉開。

挑戰與收獲

能在如此重要的遺址開展工作，我們內心是既欣喜又倍感壓力，我們對接下來的考古發現充滿期待，但考慮更多的是如何才能將南佐遺址發掘好、保護好，不留遺憾。在發掘之前，考古隊先后兩次赴南佐遺址進行了前期的調研工作，確定了具體的工作思路和方案。2021年6月，我們正式踏上董志塬這片熱土，緊張而有序地開展基地建設等前期工作，6月14日，正式開啟了南佐考古的新一輪發掘工作。按照既定的工作目標，此次發掘首先要解決以下幾個關鍵問題。

第一個問題，先找到之前發掘的F1，然后圍繞F1開展工作。上個世紀發掘區已經回填續耕，一眼望去全是綠油油的農田，好在根據以往考古記錄和老鄉提供的信息我們能知道大致的位置。

發掘之初還有一個小插曲，根據以往的考古發掘資料獲悉，F1室內外的空間都是夯土結構，因此最初我們也在努力尋找、辨認夯土。揭完表層耕土后，突然有一天我們在發掘區內發現一條兩側土質、土色有明顯差異的界線，心里不由暗喜，應該是我們苦苦尋找的遺跡現象——“版筑夯土”。由于時至晌午，只能先下工吃飯，中午休息時大家還熱烈討論，對確認這一重要“發現”充滿期待。下午上工我們對遺跡區域進行擴大清理，并對土質、土色進行仔細辨識，才確認原來是20世紀發掘區的探方壁。雖然內心有一點小小的失落，但也意味著離找到F1更近了一步，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

F1所在的“宮殿區”始終是我們工作的重心，因此如何分辨早期的建筑結構和后期的夯填結構也是我們始終慎之又慎的問題，因為一旦判斷失誤可能就意味著將早期的建筑結構當后期的夯填土清理掉。經過無數次烈日下的噴水、刮面和“唇槍舌劍”的討論，最終“宮殿區”的布局結構逐漸顯現，原來是一座五千年前保存最好、年代最早的宮殿建筑，其擇中而居、中軸對稱、主次分明的布局特點可謂開了后世宮室建筑的先河。

我們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F1周圍的9座夯土臺及環壕是否與F1屬于同一時期。經過前期調研勘察，我們決定圍繞保存狀況最好的西側3號夯土臺開展工作，目的是搞清楚3號夯土臺的結構、年代及與外側相鄰環壕之間的關系。考慮到批復所剩發掘面積有限，最終我們決定緊貼夯土臺西側進行局部的解剖性發掘。解剖發掘的目的是想通過最小的發掘面積解決重要的結構性問題，但是由于環壕較深，而布設的探溝較窄，在發掘至3米以下時很難通過人力將土運送至地表，塌方等安全隱患也會隨之增加。為了繼續高效開展工作，我們利用鋼管和木板作為支撐，用小型的電動起吊機從探溝里向外運土。最終發掘深度超過8米后，仍然是夯土結構，始終也沒到壕溝的最深處。但可喜的是，壕溝內發現的陶片均屬于F1同一時期，碳十四測年也再次驗證了這一判斷。五千年前的南佐先民營建體量如此大的夯土臺、足夠寬和深的環壕設施，刷新了我們對黃土高原早期文明發展高度的認識。

除了以上兩個重要問題之外，一直困擾我們的是遺址的面積問題。由于遺址區內被后期的水土流失和人類活動破壞，尤其是南側和東、西兩側有寬大的沖溝，溝底距塬面有數十米深，侵蝕相當嚴重，但也正是沖溝給我們判斷遺址面積帶來了啟示。作為項目負責人，韓建業教授從發掘之初就十分重視對周圍自然地貌的勘察，他基本踏遍了遺址周圍的溝溝壑壑，一方面觀察溝壑斷面尋找古代人類活動的遺跡，另一方面根據地形地貌和歷史影像信息尋找外圍“邊界”的線索。他最終敏銳地察覺到東西兩側的南北向“沖溝”大致是以F1所在的區域為中心對稱分布，如此規整的“沖溝”不大可能是自然現象，或許與早期的外圍環壕設施有關。隨即我們以此為線索，開展了系統的考古鉆探和區域調查，最終發現在兩側有與“沖溝”相連的溝渠狀結構，至于是否為南佐遺址的外環壕還有待進一步發掘確認。

2021年，南佐遺址入選2021年第四季度“考古中國”重大項目。2022年，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六大考古新發現”，同時入圍“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憧憬與期待

寫到這里，回想起這兩年有重要發現時的驚喜、遇到問題時的壓力與糾結，內心依然不能平靜，但和南佐遺址考古工作的重要意義相比，這所有的一切都變得非常美好而可貴。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黃河中游黃土高原是古史文獻記載中伏羲女媧的誕生地，是三皇五帝的重要活動區域。五千年前，各區域文明大放異彩，爭芳斗艷，而黃土高原的南佐遺址也是燦爛星河中耀眼的一顆，是黃土高原五千年文明史的實證。

我從小生長在黃土高原，對這片厚重的黃土地有著特殊的情感，于我而言，能夠親自參與南佐遺址的考古工作，也是一種特別的緣分。

作者系西北工業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助理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隴東-陜北地區仰韶晚期至龍山時期的聚落演變與文明化進程研究（項目號：21CKG007）”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