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山西某醫院的一起手術引發高度關注。從北京天壇醫院來到該醫院對患者進行神經外科支架植入手術的醫生，在收取患者家屬準備的1萬元現金時，被家屬錄像并舉報。涉事醫生和該醫院幫忙收錢轉交的醫生均被停職。值得關注的是，這1萬元是醫患雙方協商好的付給從外院約請的專家的勞務費，也即通常所說的“飛刀費”。

此事將“飛刀醫生”再次推至輿論臺前。何為“飛刀”?意指醫生利用周末或者休息時間飛往外地做手術，并收取勞務費的行為。按照我國法律規定，醫生沒有報備就到異地“干私活”，可以認為是非法行醫，被停職有理有據。但在許多人看來，這里面大有“農夫與蛇”的意味，概因“飛刀費”本身就是個你情我愿的——患者通過付出金錢，在本地就能聘請名醫，獲得相對滿意的服務;而醫生利用工作之余，以自己的專業技術換取更多收入。單純以市場視角分析，這是一種自發性的資源平衡手段，因此“飛刀”在醫療界已然是一種常見方式。

但從行業管理角度看，醫療事業具有很強的公益性，醫療資源并不能完全交由市場支配?，F在我國醫療資源整體緊缺，如果“有錢就能買服務”，那么優質資源豈不是更加傾斜了?如果醫生“有技術就能賣錢”，會不會導致醫生更功利、挑病人呢?而且，“飛刀醫生”普遍不報備而外出，一旦出了醫療事故，誰的責任?考慮到上述因素，所謂“飛刀”只能藏在臺下。但是，管理部門顯然也關注到了這種供需關系，2015年，衛計委推出《關于推進和規范醫師多點執業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到允許高水平醫生到省內其他有需求的醫療機構多點執業。

幾年下來，對比起“飛刀”屢禁不止，“多點執醫”并沒有突破性進展。官方數據顯示，截至今年10月底，全國多點執業的醫師為21.5萬余名，僅占全國執業醫師總人數的6.4%左右。原因不難想象，“飛刀醫生”一個電話就能外出，患者一手交錢，醫生一手做事;“多點執醫”則要經過漫長的流程報備，路費、勞務費也要通過醫院審計，難免復雜冗長。在媒體報道中，最大的阻力就來自于醫院本身，且不說“多點執醫”給醫院造成了額外成本，有的醫院也擔心將醫生輸送出去，會導致自身競爭力下降，甚至造成個別人效率降低、人心渙散。

“飛刀費”合理而不合法，是制度設計的尷尬所在。但是，鑒于“飛刀醫生”的需求仍然存在，或許更妥善的辦法是加以正視、善于引導，將其納入到“多點執醫”的規范中來。針對醫院的動力不足，應該采用制度破局的力量。比如廣東省明確提出建立醫師全省區域注冊制度，醫療機構可設置全職和兼職崗位，就為更靈活的用人制度提供了空間。另一方面，針對流程過長的問題，應該建立更加便利的院際間會診制度，具體表現在引入技術手段實現遠程會診、會診費用操作要更加簡單便捷等。總之，要積極調動醫院和醫生的主觀能動性。

當然，考慮到“飛刀醫生”在一段時期內還會存在這一現實，患者、醫生、醫院應該更加穩妥一些，可通過簽訂協議、購買商業保險的方式保護好自己的合法權益。(王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