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這個“3·15”，消費領域的各種霸王條款再度成為熱門話題。不少媒體援引日常中那些經典的案例和現象向消費者普法，諸如“最終解釋權歸本店所有”“打折商品一經出售，概不退換”“本酒店停車場免費，財物丟失概不負責”等等，并呼吁消費者在遇到這類糾紛時拿起法律武器，“向霸王條款說不”。

通常認為，霸王條款是由商品或服務提供方單方制定，用以逃避法定義務、減免自身責任，同時又排除消費者權利、加重消費者責任的不平等規定。霸王條款不是法律術語，但卻與合同訂立雙方的法定權利和義務密切相關。透過媒體列舉的種種案例不難發現，日常中很多常見的霸王條款，追根溯源是由法律上的格式條款演變而來。然而，參照我國《合同法》，其對格式條款法律規定實際上并不是偏向提供者一方的。這體現在：首先，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時，提供條款的一方應以合理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其次，以欺詐等不合法方式，或者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這種條款無效;最后，發生爭議時，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

聯系到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四條同樣規定“經營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或者減輕、免除其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值得追問的是：既然法律層面已本著自愿、公平、等價有償的原則，早已對格式條款作出了明確限定，緣何在現實中總是被商家利用并逐漸演化成霸王條款的呢?根本上說，格式條款的產生和廣泛使用，主要是為了簡化合同訂立雙方的締約成本。關鍵在于使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是建立在雙方對權利、義務的共識性預期的基礎上的;然而現實中一些商家之所以能把格式條款變成了霸王條款，恰恰利用了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預期偏差。因此，相關部門既要鼓勵消費者向霸王條款說“不”，更要從制度機制的設計上，進一步強化商家在采用格式條款訂立合同時增進信息對稱的責任義務;不但要求合同提供方主動解釋，更應該明確提供方盡責提醒的舉證義務。

部分商家以格式條款之名行霸王條款之實，早非一朝一夕之事。一定程度上說，其已然成為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一大頑疾。去年以來，有關進一步擴大消費的討論越來越多，加快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成為新的政策導向和社會共識。具體到破除制約消費擴大和升級的體制機制障礙，不僅有消費市場提質擴容，有效滿足城鄉居民多層次多樣化消費需求的要求，還有完善信用體系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營造良好市場環境，創建安全放心的消費環境的要求。無論是站在完善體制機制、促進消費的角度，還是出于維護法律嚴肅性和消費者正當權益的角度，相關部門都應該倍增問題意識和責任感，拿出比以往更大的力度、更有效的辦法，治理好這一頑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