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北河耦合 大江大海共生

羅時進

■羅時進

(相關資料圖)

文化共同體是一種人文意識，也是一種歷史邏輯；是民族意志，也是精神動力。長江與黃河一道并稱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承載著中華文明的歷史文化與精神特質。

從“限南北”到“通南北”——

地理關乎自然環境，具有物質性，也內蘊著社會因素，具有人文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文化共同體的深刻歷史邏輯，使差異得以超越，在國家層面得到協調統一。

從春秋爭霸開始，兩河流域進入共構中國文化傳統的歷史過程，產生了最初的兩元耦合的文化形態。彼時長江、黃河的地理軸線，也是古老中華文明的文化脈源，其間出現的儒學、道家等思想引導中國走進世界文明軸心期，并以本土文化的姿態，驅動歷史不斷演進、社會不斷發展。

宋元以后直至清末，中國文化更多融入世界文化的因素。伴隨南江北河的耦合與大江大海的共生，一種新文化質態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文人士大夫的中國觀、世界觀。

需要注意的是，耦合是相對分隔而言的。從地理地勢上看，長江貫穿東西，似乎是天然的“限南北”的天塹。但從歷史事實來看，長江并沒有真正形成“限隔”，或者說所謂“限南北”的天塹總是處于被突破的狀態。

唐代中后期，長江流域在經濟上便已形成繁雄之勢。此后，整個南方，沿江形成了一個從上海、南通、鎮江、南京到蕪湖、安慶、九江、武漢、宜昌、重慶的城市群，同步提升經濟水平和貿易能力。

與之相伴，南北統一的政治觀和文化觀，日益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元人楊維楨作詩云：“神禹劃天塹，橫分南北州。只今天不限南北，一葦絕之如丈溝。洪源發從瞿塘口，崄峽中擘爭黃牛。括漢甲湘會沅澧，二妃風浪兼天浮。”當文化共同體成為人文理念，便會內化為一種信仰追求，成為歷史發展必然趨勢。

長江作為國家記憶，便是在變動不居的歷史過程中縮小間差、消解排拒，發揮著文化共同體的建構作用。

近代經濟、文化、思想“前哨”——

近現代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幾乎都與長江流域有關。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近現代，是長江流域變動、變革最為深刻的時期。侵略與抵抗、屈辱與雪恥、挑戰與應對，構成了近現代長江歷史的主旋律。

在這一歷史旋律中，長江文化經受了從被動到主動的重構。主動重構需要一批成長于傳統文化土壤而能夠“開眼看世界”的先覺性士人，更需要維新復興觀念引導社會整體覺醒。長江文化的變革性精神特征、文化質態，由此得以重構和凸顯。

近代以來，作為經濟、文化、思想的“前哨”，長江文化的精神有更充分、更成熟的體現，表現出立命宏遠、惟新競進、格局開放、協同包容的精神特質。

立命宏遠是一種寥廓廣漠的地勢氣象，也是一種深厚宏大的文化胸襟和歷史格局；惟新競進是大江奔涌的自然生態，也是變動不居、惟新惟進的人文生態。

格局開放是曠宇疊波的“大陸—海洋”型地理環境，也是周流六虛、百川向海的社會風貌；協同包容是接納南北、通貫東西的水脈物候，也是和合萬方、剛柔并兼、異同相錯的人間氣度。

對長江文化的理解，需要辯證觀、歷史觀，也需要現實感知、當代意識。長江與長江流域的變化，如長江原有的生態環境與現今的生態環境之變、長江流域原有的人口結構與現今的人口結構之變、長江沿岸原有的城鄉面貌與現今的城鄉面貌之變、長江空間原有的信息集聚與現今的信息集聚之變，改變長江文化的外延和內涵，使長江文化得到充實和詮釋。

如此，在新的實踐中演進、更新、豐富，展現生生不息的物質和精神的力量，真正實現“不廢江河萬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