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重污染天氣預警期間違規排放入罪門檻的“放寬”，意味著司法打擊尺度的從嚴從緊。這將有利于消除違規排放者的僥幸心理。

據新華社報道，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生態環境部共同研究起草了《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有關問題座談會紀要》，并于2月20日正式印發。《紀要》規定，對重污染天氣預警期間，違反國家規定，超標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受過行政處罰后又實施上述行為或者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毫無疑問，這是一份頗具分量的法律文件。通常來說，兩高出臺會議紀要，主要用于指導各級司法機關的辦案與審判工作，但司法行政部門、生態環境主管部門聯合參與，以及環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長效工作機制的構建，讓這份會議紀要“效力”涵蓋了司法、執法諸領域。今后，有關職能部門理順職責、暢通渠道，在環境污染犯罪案件中，將更好地形成合力，共同打擊環境污染犯罪。

不僅如此，這份“統一”的法律文件，還將一改之前的司法執法尺度。之前，最高法、最高檢出臺的《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僅規定“非法排放、傾倒、處置危險廢物三噸以上”等17種情形應認定為“嚴重污染環境”。而《紀要》規定，對重污染天氣預警期間，違反國家規定，超標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受過行政處罰后又實施上述行為或者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可以適用《解釋》第1條第18項規定的“其他嚴重污染環境的情形”，將追究刑事責任。對于重污染天氣預警期間的違規排放入罪門檻的“放寬”，意味著司法打擊尺度的從嚴從緊。

從《紀要》出臺的目的看，還有填補法律真空的作用。近年來，排放含有危險物質的污染物問題相對突出，雖有嚴重社會危害卻難以入罪。對此，《紀要》明確對于行為人明知其排放、傾倒、處置的污染物含有危險物質，仍實施環境污染行為放任其危害公共安全，造成嚴重后果，以污染環境罪論處明顯不足以罰當其罪的，可以按投放危險物質罪定罪量刑。如此，不法分子實際受到的懲罰，并不會輕于污染環境罪，這也將打消潛在犯罪分子“鉆空子”的僥幸。

當然，在懲治環境污染犯罪上，一份《紀要》還難以承受其重。盡管在指導各級司法機關、執法部門時，《紀要》具有一定的規范約束作用，但畢竟不是法律和法規，實際效力甚至低于作為“準立法”的司法解釋。退一步來說，即便可以與“司法解釋”一視同仁，但這樣的法律文件，也不能突破原有立法的框架，否則就有“違法”之嫌。而有關環境污染的處罰立法，又存在剛性不足的問題。

比如，根據新《大氣污染防治法》，最高可連續處罰30天，最高為3000萬元，但對于污染大戶來說，這樣的“重罰”或許也僅是“九牛一毛”。根據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原來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改為“污染環境罪”，不再要求“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但是量刑一般也不過3年以下，犯罪成本并不高。

環顧全球，嚴懲污染環境犯罪已成大勢，在美國污染環境犯罪，最高可處以15年的自由刑和罰金刑。因2010年“深水地平線”號鉆井溢油環境污染事故，英國石油公司被美國罰款達620億美元。

生態文明關系國家和民族的生存與希望。在司法、執法“統一尺度”、加大違法成本的同時，還應借鑒他山之石，進一步加大立法懲罰力度，以生態文明的重塑，托舉更美麗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