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麥爾。
邁克爾·麥爾說,他最初到荒地村的原因很簡單:為了一個妹子。
荒地村在松花江西岸一片肥沃的河灘上,距省會長春兩小時的大巴車程。這里冬日寒風刺骨,夏天稻浪翻滾,是一個典型的東北農村。麥爾的“妹子”——他的妻子馮丹(英文名弗朗西斯),就在這里出生、長大,然后在北京、美國讀書,現在香港做律師。兩人相識于1997年麥爾作為志愿者在中國支教時。
2010年,與在國際大都市中穿梭的妻子南轅北轍,邁克爾·麥爾在荒地村租下房子,一住近3年,開始了被中國朋友調侃為“留守丈夫”的生活。弗朗西斯是麥爾眼中近乎女神般的存在,他說她不但有公認的美,走在大街上有極高的回頭率,還思維敏捷,聰明睿智,風趣幽默。對妻子的愛,是邁克爾·麥爾探索荒地村的動力與起點。
在荒地村,麥爾義務在一所中學里教授英語,他喜歡上了吃餃子,跟妻子的親戚們相處得十分融洽,“三姨”“三舅”叫得朗朗上口,他也曾與老鄉們擠在一個土炕上睡覺。荒地村農民們在時代大潮中的喜怒哀樂、進退取舍,是他隨時悉心觀察、記錄的對象。
麥爾還將探索的興趣擴大到東北的歷史。幾年中,以荒地村為圓心,他在東北行程4萬公里,先后到達哈爾濱、大連、滿洲里、昂昂溪、綏芬河等地,鉤沉出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事實。他還從哈佛大學圖書館找到考古學家梁思永在昂昂溪用英文寫下的考察筆記《遠征日志》的原稿,上個世紀上半葉的這位中國年輕學人,令他深深感動、敬佩。
荒地村今天的故事,東北大地上的歷史戲劇,被麥爾寫成一本書,于2015年由世界知名的布魯姆斯伯里出版社在美國與英國同時出版。今年一月,上海譯文出版社以《東北游記》為書名,出版了此書的中文簡體版。
麥爾筆下對荒地村人生活細節的專注,對東北歷史的沉迷,讓人看到他對中國一覽無遺的熱情,也使之鮮明地區別于過客式的文字。“有誠意”“走心”,豆瓣上,有人用這些寫作者聽起來最熨帖的話來評論《東北游記》。
“我很清楚,在東北,能夠對中國的過去一探究竟。但沒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這個國家的未來。”在書中,麥爾這樣自信地寫道。
荒地村的冬日。
荒地村風云
在荒地村,麥爾一眼就看到了變化之手在中國變出的神奇戲法。
做志愿者的年代,麥爾去銀行取錢,每次都要在銀行柜臺前排隊,然后近乎低聲下氣地求柜員把賬戶里的錢給他。如今,在荒地村,取錢是分分鐘的事。農業銀行的ATM機,轉眼就能把遠在一萬三千多公里以外的美國銀行上的錢,“吐”到他的手上。
班上他教的學生活潑、機靈,人手一部手機,他們不會操作脫殼機,但短信卻發得很勤。
更大更深刻的變化,是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的重組,它們引發了弗朗西斯的三姨和三舅與變化的推手——東福米業公司的微妙沖突,并構成麥爾荒地村故事里最主要的敘事線索。
三姨是前村干部,了解中央政策,對鄉村政治十分敏感。她喜歡種花,在自己家靠近荒地村的主要馬路紅旗路的墻根,種上了虞美人。夏日,虞美人開出的粉的白的花朵,煞是好看,成為荒地村一景。
三舅是個精通人情世故的普通農民,麥爾每周五晚上都要到他家里,坐在炕上,陪三舅喝上兩杯。麥爾搞不清情況時,三舅會說他“腦袋讓門擠了”。與三姨一樣,三舅也是個很有個性的人。他曾經為了土地問題跑到北京去上訪,最后成功捍衛了自己的利益。
與其他荒地村人一樣,三舅帶著驕傲,滿足于沒有戰爭、饑荒、土匪強盜和跟隨政策變動的生活,他說:“我尋思吧,這是我這個農民經歷過的最好的時代了。”對東北動蕩的百年歷史了然于胸的麥爾說,自己萬分理解這種驕傲。
三姨與三舅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抗拒由一家私人企業——東福米業來包辦荒地村的未來,哪怕這未來看起來無限美好。
東福米業公司創辦于2000年,在麥爾看來,其故事堪稱現代中國的商業寓言。它的創辦者劉延東,原是荒地村村長雇的司機,他家是荒地村最窮的幾戶之一。村長接待上級官員時,就會派他去買最新鮮的大米。劉延東經常到隔壁一個鎮子的大米加工廠去買米,那個鎮子有自己的大米加工廠和拋光廠,米的賣相和味道都比荒地村的好。
腦子靈光的劉延東想到了自己開大米加工廠。他跑到吉林市,找那里的農學院尋求技術支持。主任不在,他與劉博士相遇,這位女博士后來成為東福米業的主要技術負責人。東福米業以驚人的速度崛起,很快成為吉林省種植有機水稻的先鋒企業,也是農業集約化經營的首批試點之一。
劉延東與他畢業于清華大學的弟弟劉延峰是東福米業的雙駕馬車。他們強烈地希望改變荒地村的面貌,帶領鄉親們致富。他們購買了機械化設備,每年以每戶按一埫地(10畝)13000元的價格,將農民的地租到手,只要簽3年合同,還能享受政府另外付的2500元補助,實現集約經營。他們在荒地蓋起集中供暖供熱的高樓,吸引村民搬進去,搬進去后,原來的地方就可以改為農田,增加耕地面積。
東福米業還在荒地村開發了旅游項目,其中的溫泉度假村吸引了城里人,但其價格不是村里農民能享受得了的。
麥爾租住荒地村期間,荒地村,連同周邊村子的村民,已有數千戶將土地租給了東福米業。東福米業給荒地村規劃的未來,似乎代表了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然而,卻有人甘做“歷史的絆腳石”。三姨與三舅就是這樣的人,他們都留戀在自己的院子里種菜的生活。三姨心中,有對荒地村過度發展的疑慮,“怎么就知道一個地方已經發展得正好了呢?”她問麥爾。而認為身處最好的時代的三舅,則不滿于農民被看作是低人一等的工作。“上面的人”,他舉起一只手臂說,“總是在告訴我們這些下面的人該干啥。”封建時期,上面的人是地主。接著是干部。現在是經理。
離開荒地村前,麥爾到東福米業拜訪了公司總經理劉延峰。劉延峰對麥爾暢談東福米業為荒地村規劃的美好未來,后者則站在農民權利的角度,三次打斷強勢總經理的滔滔不絕,頑強地追問:“是不是大伙都得搬出來、住到樓里去?”
在麥爾筆下,三姨、三舅與東福米業的微妙沖突,遠不是正義與邪惡的較量,也不是落后對先進的糾纏。他從故鄉明尼蘇達看過去,覺得劉老板向他描述的夢想中的荒地村未來,與故鄉的小鎮很接近——充斥著高速公路的噪音,“周圍的田野上生長的,只有購物中心和大廈豪宅。”對于流行的關于“進步”“發展”的定義,他像三姨一樣,抱有復雜、矛盾的想法。
有時候,他的立場會轉向東福米業。有一次,望著三舅滿臉的皺紋,麥爾心想,如果把地租給東福米業,然后住進集中供暖供水的大樓,對三舅來說,未嘗不是一個好的選擇。而從中國的食品安全角度,以及人口不斷增加、耕地逐漸減少的現實,他對東福米業所代表的集約化經營趨勢的合理性,也能深表理解。
不過,在接受記者的書面采訪時,談到三姨與三舅,麥爾作為“親友團”成員的一面,又鮮明地展現出來,他站在權利的角度,強烈地為三姨與三舅做辯護。
記者:在三姨身上,很有幾分魯迅所說的那股勁:“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你似乎很認同她的“發展得正好”的說法。那么,根據你的理解,“發展得正好”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而荒地村,以及你所了解的東北農村,距離“發展得正好”有多遠?
邁克爾·麥爾:問題不在于發展本身。在荒地村,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提高大米產量和質量。但是如何實現這個目標,相關決定是由一批有權有錢的人來推動的。
中國的農村家庭無法拿家里的地做抵押向銀行貸款購買打谷機。這種“發展”形式向企業的利益傾斜,而不是個人的利益。農村的真正發展難道就不能是對土地所有權進行改革,讓人們能夠利用土地價值來貸款,從而促進發展嗎?中國的城鎮人口可以投資一套或多套房子,然后等著房產升值。房子就像是某種銀行賬戶,或者是一種共同資金。然而,中國的農民卻不能利用土地的價值。在荒地村,他們唯一能選擇的是把土地租給企業。那如果你想繼續種地,或是租下鄰居的土地增加種植量,或者嘗試種植其他莊稼,你該怎么辦?農民真的是被困住了,他們坐擁價值巨大的資產卻不能做出改進。城市人可以貸款裝修房子,農民卻不能貸款改進農田。
記者:從對荒地村風物與人物的描寫中,能感覺出你對那里和那里的人的感情。中國有句話叫愛屋及烏。這種感情,主要是因為弗朗西斯吧?還有其他的因素嗎?
邁爾克·麥爾:荒地村勾起了我對明尼蘇達的許多回憶,那是我的故鄉。我在密西西比河附近長大,周圍都是農田,種著大豆、玉米。荒地村離松花江不遠,那里的農田種著稻米和玉米。這兩個地方的冬天都很冷,生活于此的人們也都很勤勞、樸實。
記者:在后記中,你鳴謝了4家提供經濟支持的美國機構,請問,您是怎么說服、打動他們,讓他們支持你去描寫遙遠中國東北的一家名不見經傳的村莊的故事的?
邁克爾·麥爾:我對他們實話實說,告訴他們中國東北的地理區位和精彩歷史都值得寫成書,可以從中了解中國農村的變化。相比報紙和雜志編輯,說服圖書出版商要容易一些。在我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沒有報紙或雜志愿意刊登我的那些文章,他們更傾向于透過沿海大城市來觀察中國,但這些視角通常比較狹窄。
昨日的世界與東北的書寫者
對東北歷史的敘述與鉤沉,是《東北游記》的另一條敘事線索,也是一大亮點。從幽暗的歷史時空中,邁克爾·麥爾打撈出許多鮮為人知而光譜奇異的人與事:
——從17世紀的金戈鐵馬,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列國爭鋒,在歷史的因緣際會、血火交織中,東北竟然曲曲折折地走進現代社會的門檻。一度,哈爾濱成為高度國際化的城市,來自53個國家的居民,操著45種語言,在它鵝卵石鋪就的街道上來來往往。這里還有遠東地區最大的猶太人社區;
——日本對東北的侵略與殖民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也給普通的日本人,特別是婦女、兒童造成深重的災難。邁克爾·麥爾揭露侵略者在東北犯下的殘忍罪行,對于731部隊名義上稱為日軍的防疫給水部隊,他用“虛偽而令人惡心”來表達自己的鄙視之情。尤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以嘲諷的筆調,描寫了兩位甘做日本侵略者在東北的宣傳工具的美國父子兵,亨利·凱尼與查爾斯·畢夏普·凱尼。他們無視侵略者壓迫與殖民的事實,將日軍操控下的滿洲國描寫得一派形勢大好,欣欣向榮,他們的報道基調,永遠是“并非征服,而是發展”;
——1930年,哈佛畢業生梁思永獨自一人在齊齊哈爾的昂昂溪火車站下了車,在這里,他發現了7000年前的史前古器物,當時他年僅26歲。他與父親梁啟超、哥哥梁思成一道,在現代中國的不同領域留下了深深的印跡。在昂昂溪的梁思永紀念館中,邁克爾·麥爾看到打印的梁思永寫作的《遠征日志》,頓時熱淚盈眶。他從哈佛大學圖書館找到梁思永的手稿,細細閱讀,將其中記述的驚險、艱難的考古過程轉述于書中,讓人對中國現代優秀學人艱苦卓絕的學術努力肅然起敬;
——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的西方人,曾經寫出大量的關于東北的游記,多數鮮為人知,這些又薄又脆的書躲在美國圖書館的角落里積滿灰塵,上一次的借閱時間已經是一個世紀前。關于東北,他們留下許多奇異的記述與感受。法國一位神父旅經東北后寫道:“盡管不知道上帝到底將人間天堂選址何處,但我們可以確定,他沒有選這里。”而來自愛爾蘭的女醫生伊莎貝爾·米切爾卻說:“我的心被深深的,深深的喜樂填滿。我終于來到了這片土地,這個我命中注定的避風港。”26歲,米切爾芳魂歸西。邁克爾·麥爾被她的文字深深打動,在書中情難自禁地寫道:“我真想和她一起吃餃子。”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東北游記》中,邁克爾·麥爾還用不菲的筆墨向賽珍珠致敬。這位有“中國通夫人”之稱的作家,去世40多年后,仍然在兩個世界中維持著尷尬的身份。中國人贊頌她,但不讀她的書。很多美國人讀她的書,卻不欣賞。著名小說家威廉·福克納甚至表示不愿與其為伍。麥爾卻不掩飾他對賽珍珠的敬意。在荒地村,他重讀了賽珍珠的《大地》,賽珍珠看重親歷,不輕信官方說法與學者的評論,關注普通人的生活,不去追逐短平快的新聞,而是細細觀察土地與人在歲月中的各種改變,這些品質,也正是麥爾所看重的。
如今,邁克爾·麥爾也成為書寫中國的隊伍中的一員。對于自己關于中國的文字,無論是已經寫出的,還是未寫出的,他都充滿自信。
記者:從17世紀的古代到21世紀初,在東北這個舞臺上,列國,包括中國人自己,上演了轟轟烈烈的戲劇,令這片土地浸透血淚也寫滿了興衰榮辱的故事。你梳理這一宏大歷史的目的何在?
邁克爾·麥爾:東北地區的歷史非常精彩,這里一直是利益交織、軍事沖突的十字路口。從中國首次考古發掘,到日軍被困在黑龍江,再到丹東的斷橋,我想要挖掘這些故事,照亮一些鮮為人知的角落。像方正、昂昂溪這些地方都非常小,坐火車可能用不了多長時間就能穿越。我的書正是想展現那些扣人心弦的歷史事件是如何在這些“無聊”的小地方上演的。
記者:在游覽東北史跡、發掘東北歷史的過程中,你對中國人對待歷史的態度似乎很有興趣,能明確說說這方面的觀感嗎?
邁克爾·麥爾:博物館可以講述很多故事。中國的博物館講述的是政治故事。但歷史是復雜的,沒有明顯的界限,事件在一定時期內可能是混亂的。中國的歷史教育側重原因與結果:A的發生是由于B的出現,接著又導致了C的發生。在西方,歷史教育關注的往往是個人,而不只是軍事或政治人物。我想在書中突出一些比我先踏上東北這片土地的外國人。我并不是第一個前往那里的外國人。據我在書中采訪過的一個人稱,甚至有外星人來過東北(被采訪的這個人稱他曾讓一個外星人懷孕了)。
記者:幾個世紀以來,有許多西方人用不同的視角與坐標在書寫中國,你書寫中國的原則與目標是什么?
邁克爾·麥爾:1935年,林語堂發問,“那么誰來塑造中國的形象呢?”自我在四川一家新華書店讀到這句話起,22年來我一直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我意識到,我這本書是為100年后的讀者寫的。日后,當某個人從書架上抽出這本書,或是在電子屏幕上讀到,本書能從一個不同的視角向讀者呈現21世紀初中國人的生活。我不想和別人寫一樣的東西。我的目的是尋找不同的方向,觀察中國一些地區他人未曾留意的事情。我的下一本書主要講述中國西部地區,將于今年秋天出版。
記者:近年來中國人一直在為一件事焦慮:美國人寫的關于美國的各種故事,在中國很有市場,而中國人講述自己的故事,在西方卻流行不起來,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中國人怎樣做,才能對世界講好自己的故事?
邁克爾·麥爾:林語堂也曾對這個問題感到悲痛。沒有什么比將人類看作市場交易的一部分更糟糕的了。我非常崇敬的一位作家Ian Frazier曾對我說,我注定無法贏得西方讀者的歡迎,因為我在“毀滅他們的幻想”。讀者喜歡閱讀與他們的所知保持一致的書和文章。如果你挑戰了他們的習慣,描寫了一堆不同的人物和地點——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也不是什么敏感話題——那么你就等著被讀者冷落吧。正因為這個原因,有中國讀者讀我的書讓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滿足。西方人寫的有關中國的書往往無法吸引中國讀者,因此他們就可以寫得隨心所欲。我愿為我寫的書負責,它并不完美,但我認為讀者能感覺到我的心用對了地方,我也努力做到實事求是。
記者:彼得·海勒(何偉)是中國人熟悉的作者,你在后記中鳴謝了他。他對你的東北故事提出了什么樣的意見和建議?
邁克爾·麥爾:他給了我許多建議,但我很少聽他。我和他是21年的老朋友了。在我眼中,他不是名作家,而是一個無所不知的人,經常能讓我笑出來。寫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通往沉睡巨龍之路:從頭開始理解中國》時,我的確聽取了他的建議。何偉很早就讀到了書稿,他建議我在書中要表現得脆弱,表現出在一個你一無所知的國度開展這樣的研究是多么困難,你不了解它的歷史,聽不懂這里的語言,甚至連筷子也不會用。他是對的,那本書的表現也更好。書中展現出,為了向素未謀面的讀者解讀我遇到的每一個地方,自1995年以來我克服了多么大的困難。(記者 張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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