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一名自駕游客擅自開窗投喂黑熊，不慎遭黑熊襲擊，北京八達嶺野生動物園再次成為輿論焦點。當地迅速作出反應，旅游委責成調查組取證，表明要嚴格限制自駕游進園車輛數量;市質監局也在新版《安全生產等級評定技術規范》(征求意見稿)中提出：“游客自駕觀覽的野生動物養殖場所，應設置游客車輛觀覽專用通道，通道應采取隔離網、架空、強化玻璃幕墻等方式，確保車輛不與猛獸有任何接觸的可能”。

不妨對比一下同行做法。廣州長隆野生動物園在國內最早試水“自駕游”，不過它在猛獸區有壕溝隔離，且通過抬高自駕游費用的做法鼓勵乘坐大巴車;上海野生動物園直接規定：“20座以上不滿40座客車須有本園導游陪同下駛入，20座以下客車和貨運車一律不準駛入”;陜西秦城野生動物園更規定副駕駛座由動物園指定安全人員乘坐;甚至同在北京的大興野生動物園，也鼓勵乘客使用園區大巴。反觀八達嶺野生動物園，“自駕游”入園門檻較低，如6座以下的小型車僅收費60元/輛，中型車70元/輛，它的補救措施主要靠園區巡邏，或被動的事后補救，也構成和“防患于未然”思路的不同之處。這在一定程度上或能提供一個解釋的角度，即為何同為野生動物園，事故發生率卻存在較大差異。

在指責游客不具“規則意識”的同時，也該正視動物園的不足。首先，部分野生動物園安全理念未跟上發展速度。我國野生動物園興起于上世紀90年代，與城市動物園普遍重視安全監管、動物福利保障、科普教育的公益性不同，野生動物園大都由民營資本投資，普遍以贏利為目的，有時刻意提供“驚險刺激”或“特別體驗”的項目招攬游客，大大提高了游覽動物園的潛在風險。其次，野生動物園的建設理念淡化了人們的風險認知。諸如肯尼亞國家動物園、黃石國家公園都建立在保護區概念之上，游客浸入式地體會“野生”的危險，而城市中的野生動物園往往“就地圈建”，動物們“人工飼養”，再加上園區“巡邏提醒”，導致總有一些人存在僥幸心理，輕估猛獸的危險性。

真正的“自駕游”應該是游客在受過專業訓練的工作人員帶領下，沿著固定線路，乘坐專門交通工具，在不打擾動物的情況下觀賞和領略動物的自然魅力。當前一些野生動物園雖然也照搬引進“自駕游”，卻具有內在缺陷。因此，在動物園事故頻頻發生的背景下，出臺辦法限制“自駕游”，確實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也是確保公眾安全利益最大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