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南農業大學，有這樣一位離休老校長。他使命在肩，初心不忘，即使病臥在床，也不忘過組織生活;他生命不息，科研不止，一生致力于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他奮斗終身、無怨無悔，把880多萬元積蓄捐給教育事業……

他，就是被稱為“布衣院士”的“時代楷模”——華南農業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水稻遺傳學家盧永根(見上圖，資料照片)。

“我的牽掛是不變的，我的信仰是堅定的”

“我全程看了黨的十九大開幕直播，聽完總書記的報告，熱血沸騰，備受鼓舞……”黨的十九大召開后的第三天，在病房黨員學習會上，盧永根笑得皺紋都綻放開來。

兒時的照片上，盧永根身著雙肩帶、白襯衣。1930年，他出生于香港的一個中產家庭，家里既有汽車也有電話，條件很優渥。11歲那年，日寇占領了香港，他親歷了國土的淪喪、目睹了國民黨的腐敗。最終，中國共產黨讓盧永根在迷茫中找到了人生方向。

“作為一個熱血青年，我決心放棄安逸生活，不惜中途輟學，不怕坐牢、殺頭，做一名革命者。”17歲那年，他瞞著家人，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同志會”。1949年8月9日，盧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8月9日，從此取代了他的生日，成為他每年最重要的日子。

新中國成立前夕，盧永根受黨組織派遣離開香港，去廣州領導地下學聯，迎接廣州解放。大學畢業后，盧永根留校任教，成為“中國稻作科學之父”丁穎教授的助手。這對師生，還有段佳話。“像您這樣先進的老科學家，應該盡早成為共產黨的一員。”盧永根多次對丁老師說。學術上，丁穎是領路人;政治上，盧永根熱情引導著老師——丁穎在68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擔任華南農業大學校長后，盧永根這樣定位自己的三重角色：先黨員，再校長，后教授。

歲月無法磨滅他的初心。“雖然我現在疾病纏身，無法自由地行走，但是，我的意識是清醒的，我的牽掛是不變的，我的信仰是堅定的!”身患癌癥的盧永根和老伴一起，向黨組織鄭重申請：“我倆大半輩子都沒有離開過黨。哪怕臥病在床，也不能沒有組織生活。”對此，校黨委決定，由農學院黨委書記等幾名黨員參與，每月在病房開一次黨員學習會。

“我準備把晚年繼續獻給這個事業”

科教報國是盧永根一生的志向。

“這片野生稻太好了，我們沒白爬上來!”2001年10月的一天，廣東佛岡的一個山頂上，盧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樹，開心得像個孩子。路不好走，學生就攙著他，一步一挪，氣喘吁吁。那一年，他71歲。

“直到生病住院之前，老師都沒有脫離科研一線。”學生劉向東含著眼淚說。年逾古稀，盧永根仍然帶著學生們奔波在廣東高州、佛岡、遂溪、博羅、惠來等地，苦苦找尋攜帶重要基因、可以改良水稻品種的野生稻……

76歲那年，盧永根在《真正的科學家 真正的愛國者》一文中寫道：“我愿意以‘活到老、學到老、革命到老’作為人生的取向。我的青春年華已經獻給黨的科教事業，我準備把晚年繼續獻給這個事業。”

近些年，盧永根研究團隊共選育出作物新品種33個，在華南地區累計推廣面積1000多萬畝，新增產值15億多元。

“當教師不僅是一種職業，更是一種終身奮斗的事業”

“當教師不僅是一種職業，更是一種終身奮斗的事業。”盡管從校長的職位上退下來了，但對盧永根而言，教書育人的責任卻有增無減。每年華農的新生入學和老生畢業，他都會主動給學生們演講，直到實在講不動了——身患癌癥住進醫院……

2017年3月14日下午，盧永根被人攙扶著，吃力地邁上銀行臺階。顫顫巍巍地，他打開一個黑色舊挎包，掏出一個折疊過的牛皮紙信封。又打開信封，慢慢掏出里面的10多張存折。他在一張又一張憑證上簽字，一次又一次地輸入密碼。不久后，盧永根又在另一家銀行，捐出了其他剩余積蓄。

整整880.9446萬元!老兩口沒有留給唯一的女兒，而是成立“盧永根·徐雪賓教育基金”，因為“支援國家搞現代化，不把教育搞起來，是不可能的”。盧永根說。

這些壯舉，人們說“捐”，可盧永根總說是“還”——“黨培養了我，這是做最后的貢獻”。徐雪賓也說：“我們兩個年輕時就受到黨的教育，國家給了我們許多，我們用不完了，當然還回去。”

走進老人的家，仿佛回到上世紀。鐵架子床銹跡斑斑，掛蚊帳用的是竹竿;臺燈是幾十年前的款式，收音機壞了修了再修……

這不是盧永根第一次捐贈。早在幾年前，他就回到老家廣州，把祖上留下的兩間價值100多萬元的商鋪，捐贈給羅洞小學。他鼓勵小學生們努力讀書，“國家強大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才更有地位!”

兩位老人還有個約定：辦理遺體捐獻手續，作為共產黨員最后的貢獻。

今年8月，盧永根因病醫治無效，在廣州逝世。趕來送他的華南農業大學原黨委書記李大勝，意想不到地收到一個沉甸甸的信封，整整1萬元。“這是老盧最后的‘特殊黨費’!”徐雪賓含淚說道。(記者 張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