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是頑石滿山，如今是產業滿山”。位于滇桂黔石漠化片區的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國土石漠化比例曾高達33.91%，歷經多年脫貧攻堅，不僅遏制了石漠化擴張的態勢，而且使這一比例下降到了27.88%。

土地石漠化在學界被稱為“地球之癌”。如何才能把治理“地球之癌”和精準脫貧協同推進?貴州關嶺探索發展石漠經濟、循環經濟、混合經濟，為推動石漠化地區脫貧摘帽闖出了一條新路子。

石漠經濟：花椒與仙人掌同框

在關嶺縣花江鎮壩山村的石頭山上，能看到新奇的一幕：手臂粗的花椒樹蓋滿了整個山頭，半米高的火龍果擠滿了花椒樹之間的空地，連野草都難以成活的石山上，花椒樹和火龍果成了一對共生的“難兄難弟”。

50歲的本地農民曾德春說：“二十多年前，這里還可以種玉米，后來土地越種越薄，山上長期只剩下火龍果可以存活。”為了討生活，十多年前，曾德春抱著試試看的心態開始引種花椒，才有了如今的滿山花椒樹。

“今年的純收入達到了30多萬元，光工人工資就發了6萬多。”曾德春一邊熟練地給花椒樹剪枝，一邊和記者閑談。他算了一筆賬：家里現在種了100畝花椒，盛果期的花椒樹每畝能產鮮花椒800斤左右，每畝產值在1.1萬元到1.2萬元之間。為此，他說服了大學畢業的兒子放棄考公務員，跟隨他一起種花椒。

近日，記者沿著省道201穿過花江鎮峽谷村，沿途隨處可見火龍果種植農戶支起帳篷，把剛剛摘下來的火龍果擺出來叫賣。“火龍果販子的收購價是大果4塊一斤，中果3塊一斤，小果2塊一斤，今年我已經得了3000多塊的收入了。”峽谷村貧困戶譚明剛說。三年前，譚明剛把家里的5畝石旮旯土地種上了火龍果，今年種植火龍果的收入預計可以突破1萬元。

記者在峽谷村看到，由于缺少土壤，很多火龍果苗都種植在巴掌大小的“石窩窩”中，僅根部覆蓋著一層薄薄的土。“盡管種植火龍果的效益還有待提升，但與之前種玉米相比就強多了，也大大遏制了水土流失。”峽谷村第一書記李能說。

“窮則思變，立足石漠化現狀，做好產業選擇是關鍵。”關嶺縣委副書記韋鋒說，針對石漠化地區的土地環境特點，選擇了花椒、火龍果、牧草等產業，發展“石漠經濟”，目前已經種植花椒3萬畝、火龍果1萬畝、牧草9.3萬畝，帶動了全縣1.25萬戶農戶脫貧致富，形成了治理石漠化與推進脫貧攻堅相互促進的良好局面。

截至2018年底，關嶺累計脫貧17875戶83303人，實現31個貧困村出列，貧困發生率從2014年末的31.32%下降至目前的7.51%。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4年的5986元，提高到了現在的8807元。

循環經濟：牛糞當成“寶貝”用

“關嶺牛”是云貴高原上獨具特色的牛種，成為了近年來關嶺推進脫貧攻堅的主導產業，全縣存欄量達到17.2萬頭。

在關嶺縣新鋪鎮嶺豐村碩民種養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牛舍內，11名當地群眾(其中貧困群眾9名)負責養殖334頭“關嶺牛”。養牛場的牛糞清理系統每天自動收集牛糞，并進行干濕分離、發酵、裝袋。

“每天可以產出80袋牛糞肥料，以每袋6元的價格出售，光牛糞的收入就可基本支付3個養殖工人的工資。”嶺豐村黨支部書記駱斌說，這樣處理牛糞既不會造成環境污染，又能夠變廢為寶。

養牛場的牛糞成為了附近農作物的天然農家肥。三年前，新鋪鎮大盤江村的山坡還是水土流失嚴重的石漠化重災區，村集體帶領村民壘起石壩，將寶貴的土壤集中在一起，然后種上李樹，套種皇竹草。

“為了改善土質，提高土壤肥力，近幾年來，光購買牛糞肥料施肥就花了近20萬元。”大盤江村第一書記陳正江說。如今，沿著盤山公路爬上大盤江村的山頂，道路兩邊隨處可見一簇簇生長旺盛的皇竹草，漫山遍野的蜂糖李從石旮旯里頑強地生出新枝。

另一部分牛糞則用來培育養殖“關嶺牛”的牧草。在嶺豐村的4.5萬畝牧草基地上，2米多高的皇竹草長勢正盛，成為了當地群眾收入的主要來源。“這片牧草基地土層厚度不足5公分，喬木都種不活。施用牛糞肥料大大改善了土質，每畝牧草的年產量可達20到35噸，牧草每噸價格420元左右。”新鋪鎮黨委書記張向華說，牧草長起來之后，山坡上水土流失的現象也得到了有效遏制。

發展養牛主導產業，牛糞全部回收種牧草、經果林等，收割牧草就近為“關嶺牛”提供飼料，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循環產業鏈。

據了解，截至2018年底，關嶺縣水土流失面積降低至407.9平方公里，占全縣國土面積的27.79%，比2015年下降3.01%。森林面積達到116.33萬畝，森林覆蓋率52.83%，比2014年提高了10.41%。

混合經濟：從旁觀者到主人翁

“發展扶貧產業，村干部必須入股”，這是關嶺縣發展村級集體經濟和推進產業扶貧的一個創新舉措。“鼓勵村干部入股，就是要讓這些產業發展的帶頭人多一份責任。如果他們對本村要發展的產業都沒有信心，怎么能讓老百姓有信心?”關嶺縣委書記黃波說。

2016年以前，關嶺縣斷橋鎮大理村仍舊是集體經濟“空殼村”。當村支書蔣大才提出要發展牧草、蓮藕種植時，村里大部分群眾都不相信能搞成功。“我自掏腰包10萬元入股，村黨支部副書記入股5萬元，村委會主任入股1萬元。”蔣大才說，去年種牧草的利潤達到了20萬元，賺回來了第一桶金。

今年開始，大理村有村民開始主動提出要入股合作社，跟著村集體種植牧草，還有6戶群眾自發拔掉玉米、改種牧草。建檔立卡貧困戶付小花一直在村里的牧草和蓮藕基地上務工，今年6月份拿到了2500元工資。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以來，大理村的合作社已經發放務工工資66.6萬元。

新鋪鎮嶺豐村黨支部書記駱斌自掏腰包3萬元，入股了村里的碩民種養農民專業合作社，用于養殖“關嶺牛”。“今年3月至今，母?？偣伯a下了90頭牛仔，只有2頭沒能成活。每次母牛下仔前，我都是打起十二分精神，整晚整晚地‘伺候’在牛圈里。”駱斌說，“養合作社也是在給自己養牛，每損失一頭，虧損的錢里都有我的一份。”

斷橋鎮后寨村是關嶺縣有名的深度貧困村，貧困發生率最高的時候達到53%。2017年4月，該村黨支部因班子不團結、缺乏凝聚力，被評為軟弱渙散黨組織。2018年新的村黨支部班子調整以后，5名村干部共掏出5萬元入股村級集體經濟合作社，用于發展土雞養殖和種植李子樹。

“村干部從發展產業的旁觀者變成了主人翁，管護產業的責任心增強了，新植的李子樹成活率達到了90%以上。”后寨村村委會主任郭佳孟說：“村委會班子成員之間，村干部和群眾之間，有了最直接的共同利益，進一步增強了全村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關嶺縣的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縣村干部通過現金、貸款等方式入股村級合作社的資金達到1700多萬元，激發了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活力，目前全縣農村集體經濟固定資產總額達到了1.19億元。(記者歐甸丘、汪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