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經濟“擠水分”雖然是去年的事兒，但天津“虛富”，早在2012年就有端倪。

當時天津市的GDP增速排名在全國前幾位，還經常出現兩位數增長，可是在中國經濟研究院發布的“單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排名中，天津一直排在后10名，2014年更是排了倒數第一。“單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反映的是民眾分享GDP蛋糕的大小，一直被當作各省市GDP含金量的指標，因此當年就有媒體質疑天津GDP的增長有問題，是“虛富”。

盡管如此，可天津差到今天這種程度還是很讓人吃驚。各省市最新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去年天津GDP增速和財政收入增速雙雙墊底，不在第一梯隊不意外，跑不贏西部城市也算情有可原，連一向被認為衰落的東北都沒比過，就不得不讓人問一句：天津怎么了?

天津的問題，應該算是整個中國經濟的一個縮影。

其實，總結成一句話，就是從4萬億刺激政策開始，過去10年中幾乎完全以貨幣政策替代了改革，陷入了嚴重依賴投資拉動經濟的怪圈，使本來就有問題的產業結構，不是被優化，而是被進一步固化，從而錯失主動調整的動力，拖到今天不得不傷筋動骨。

《半月談》曾舉過一個例子來說明天津過去的輝煌：

上世紀90年代，當時的國家計委擬在京津地區興建一個30萬噸的乙烯生產項目。面對這個大項目，京津兩市展開爭奪，各不相讓。最終國家計委各不得罪，批準兩市各建一個15萬噸的項目。而按照當時的國際慣例，此類項目只有在60萬噸以上，才可能有效益。

而這種輝煌，恰恰給今天各種問題埋下了種子。

計劃經濟色彩濃厚，讓天津殘留下“國企在經濟活動中占比高，民營經濟不活躍”的結果。根據Wind統計數據，在A股天津板塊的上市公司中，實際控制人是國企的近6成，不僅高于全國30%的平均水平，也高于東北地區的40%。而按照2017年公布的統計數據，天津民營經濟在GDP中的占比，全國排名并列倒數第九。

不過，依賴國企、民營經濟占GDP比重低，也只是結果。北京、上海民營經濟的占比，比天津更低，但跟這兩個地方比，天津國企的產業結構和盈利能力完全不在一個對比線上。2017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工業企業利稅總額，只占天津全市比重的四分之一。

興業銀行(16.370,0.26,1.61%)的一個研究報告，曾對比過2016年天津國有企業的ROE，結果是天津國有企業盈利能力ROE1.2%，比全國平均水平4.8%低得多。

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天津的產業結構嚴重失衡，石油、煉化、鋼鐵等重工業占GDP比重是全國數得著的高。

早在2011年，天津濱海新區已成為國內最大的煉化一體化基地之一，濱海新區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天津市濱海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產業結構中，濱海新區的工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63.1%，而石油化工產業占工業的半壁江山。根據當時的規劃，到2020年，濱海新區的石油和化工產業產值規模將達到1.2萬億元，占新區工業的29%左右。

如果這是自然競爭的結果，問題可能還不大，可惜不是。

以鋼鐵為例，為應對金融危機，09年開啟了4萬億刺激政策，之后國務院發布《鋼鐵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提出到2011年形成幾個產能在5000萬噸以上的特大型鋼鐵企業，以及產能在1000萬~3000萬噸級的大型鋼鐵企業。在這一政策鼓勵下，各地都紛紛啟動鋼鐵企業重組。

天津是其中最積極的一個，2010年7月，天津市主要領導拍板，把天津鋼管集團、天津鋼鐵集團、天津天鐵冶金集團和天津冶金集團4家國有鋼鐵企業整合重組，組建了國有獨資企業渤海鋼鐵集團。

8家企業被強行捏在一起，名義上是重組了，但實際上內部運作一團亂。

根據《華夏時報》的報道，一直到成立3年后，集團內各重組公司還是各自為政，于是形成了一方面是金融機構在政府大手指揮下，默認有債務兜底，源源不斷為渤海鋼鐵輸血，另一方面是內部管理混亂，出現各種尋租機會，企業經營一塌糊涂。

這個本來一開始奔著“世界500強”的鋼鐵巨無霸，最后只風光了兩年，就陷入了近2000億的債務泥潭中，天津本地所有銀行幾乎集體踩雷，波及大半個中國的金融機構。

渤海鋼鐵只是過去天津投資大躍進中的一個樣本。

根據統計部門的數據，從2008年到2011年，天津市的投資增速保持在每年20%以上的水平，個別年份甚至超過40%，遠超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僅濱海新區的“十大戰役”，成立3年中，就消耗投資6000億。

這些投資在當年為天津帶去了超過15%的GDP增長，但這批大投資、大項目，大多跟渤海鋼鐵一樣，回報不樂觀，反而積聚了大量的債務。根據美國穆迪的測算數據，去年天津國有企業債務與政府收入之比超過600%，為全國最高。

據說2014年國務院一次會議上，有主管經濟的領導提到天津，曾直言：“天津市已欠下五萬多億債務，實際上已經破產，今天要追究也晚了，天津子孫后代是要承受這筆人為債務。”

天津的財政收入需要“稅不夠，費來湊”，也意味著企業經營的隱形負擔重，交易成本高，營商環境不好，而這些反過來又會繼續加劇天津產業結構調整的難度。

現在看來，這個話并不是嚇唬人。過去幾年天津的財政收入中，稅收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在比較低的水平，2016年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不到60%，而全國最高的省份接近90%，平均水平也有75%。這意味著

年前，財政部公布了各省份2019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預期目標，天津是唯一把目標設為負數的省份，僅要求2019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降幅繼續收窄”。顯然，在全國都要過緊日子的狀態下，天津會是最難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