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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中國提出，“我們要像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向污染宣戰”。

四年后的今天，數據出來了：中國正在獲勝，并且是以創紀錄的速度。特別是過去這四年里，城市空氣中細顆粒物濃度平均降低32%。

不過，環保部副部長黃潤秋指出：“我們改善的成果還比較脆弱，所以免不了在一些極端不利的天氣情況下，比如靜穩的天氣、高濕的天氣，重污染天氣還會卷土重來。”

空氣質量發生了哪些改變？

大氣污染治理，在全球很多國家都發生過。例如，1952年的倫敦“煙霧事件”以后，英國的大氣污染治理花費了將近30年時間才得到根本的好轉。

也就是說，大氣污染治理從來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但各國的速度不盡相同。中國進展到底如何?人們最直觀的感受可能是一年之中重污染天數的變化。

據北京環境保護局消息，2013—2017年，北京市空氣重污染天數分別為58、47、46、39、23天。5年時間，北京重污染天數減少了35天。

中國污染最嚴重地區之一——河北的變化更大。2013—2017年，河北省空氣重污染天數分別為80、66、36、33、29天，5年來重污染天數減少了51天。

再來看主要污染物濃度變化。2017年，北京市PM2.5年平均濃度為58微克/立方米，2013年這一水平為90微克/立方米，降幅達到35.6%，河北省5年來的降幅則達到了39.8%。

放眼全國，變化又如何?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五年來，重點城市重污染天數減少一半，重點地區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下降30%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到2017年，通過利用來自中國250臺政府監測設備的數據，美國芝加哥大學能源政策研究所所長Greenstone也發現：過去這四年里，城市空氣中細顆粒物濃度平均降低32%。

事實上，20世紀五六十年代，許多美國城市也面臨嚴重的污染。1970年，美國《清潔空氣法》通過四年后，美國空氣污染平均下降了20%。

Greenstone指出，美國又花了十多年的時間，經歷了1981至1982年的大蕭條，才達到了中國只花了四年就實現的32%的削減。

為何大氣質量仍然難達標？

中國大氣污染得到改善，這主要歸因于對不同的污染源，如燃煤、工業排放、汽車尾氣排放、道路揚塵等，采取了不同的辦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告訴中新社國是直通車記者，針對燃煤污染，我國采取了煤改氣、煤改電等措施;針對工業排放，對一些高污染的產業進行了去產能等結構調整;針對汽車尾氣排放，則采取了鼓勵發展新能源汽車……

在這些措施下，我們看到：中國正禁止在污染最嚴重的地區新建燃煤發電廠，現有的煤電廠被要求減少排放;包括北京、上海和廣州在內的大城市還限制上路的車輛數量;降低鋼鐵制造產能，關停煤礦也提上日程。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目前中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環境空氣質量達標的不到三分之一，僅占29%。

因此，黃潤秋認為，當前大氣污染治理形勢仍然還處在負重爬坡。

黃潤秋解釋，一方面，措施之下，藍天白云多了，這證明大氣污染治理的路子是對的，但空氣情況的改善這有人努力，也有天幫忙。其中，根據近期科學評估，天幫忙的成份占了30%，所以主要還是人努力，占70%。

另一方面，目前采取的措施還不是根本性的，改善力度有限，改善的程度還處在量變階段，遠遠還沒有達到質變的階段。

李佐軍告訴國是直通車記者，這主要與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時期有關。

“資源、能源消耗比較多，環境污染壓力比較大。要想使整個生態環境得到根本的好轉，這還需要一個過程。”

如何從根本上防治？

既然找到了污染的根源，那么該如何根治?

黃潤秋指出，下一步大氣污染治理的關鍵在于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這三個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就拿京津冀地區來說，雖然“2+26”個城市只占中國國土面積的3%，但是卻排放著10%的二氧化硫、15%的氮氧化物。

黃潤秋指出，該地區污染物的排放源于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如果不在產業結構上做根本的調整，從根本上治理大氣污染仍是一句空話。”

李佐軍告訴國是直通車記者，目前，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工業比重仍然較高，必須通過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逐步減少和淘汰“三高”產業，同時大力發展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高附加值新興產業。

也就是說，通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減少對資源環境的消耗和依賴。

不過，在治理環境污染方面，李佐軍指出，中國慣常使用的是行政手段，“它的好處是我們比較熟悉，目的比較明確，還能立竿見影。但是它的副作用也比較大，例如成本較高，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