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的使命是“救死扶傷”，但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是每一名醫生都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對陌生人施救。在上海，400多名青年醫生自愿成為中國東方航空班機上的“守護者”——空中醫療專家，他們拋開顧忌，承諾在自己乘坐飛機時給予突發急病的患者最妥帖的照護。

盡管“空中救援”聽上去是小概率事件，但根據《新英格蘭雜志》公布的研究數據，全世界每年大約發生4.4萬例航空緊急醫療事件。因此，坐在每一架航班上的醫生的一次施救，可能就是一個病人的“希望”。

誰也沒招兒的“呼吸性堿中毒”

2017年4月，空中醫療專家活動剛剛啟動，上海醫師志愿者聯盟醫生、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六人民醫院骨科副主任醫師彭曉春就在喀什飛往西安的航班上“救人”了。

一登機，他就收到了東航本次航班機長和乘務長兩人送來的問候。每一名空中醫療專家志愿者的信息，全都存儲在東航系統內。只要專家一登機，整個機組就會知道簽約醫療專家的座位。

飛機剛起飛，20歲女乘客小麗(化名)突然出現翻白眼、抽搐、手腳不聽使喚的突發情況。乘務長王冬冬見事態不妙，趕緊把彭曉春請了過去。

“除了沒有口吐白沫，其他癥狀都像是在發羊癲瘋。”彭曉春立馬與小麗對話，判斷她是否還具有自主意識，并向她了解既往發病史。

原來，這是小麗第一次乘坐飛機，登機前，她先后丟了自己的錢夾和身份證等，飛機起飛的噪音和顛簸造成她精神緊張、呼吸不暢。

彭曉春當場診斷認為，她是較為嚴重的呼吸性堿中毒表現。首要任務就是“補酸”。他一方面安撫小麗情緒、揉搓她的手腳，另一方面請空姐找出塑料袋，罩在小麗臉上讓她深呼吸，并給予數杯橙汁。

“增加二氧化碳氣體的吸入，再增加酸性物質的攝入。”一段時間后，小麗就緩了過來。

呼吸性堿中毒并不算是什么大病，但如果判斷、處理不當，很有可能導致病人“直接沒氣”。

記者了解到，已經有7名“空中醫療專家”像彭曉春一樣在飛機上施救8次。

醫生的顧忌：到底要不要施救

在日常生活中，到底要不要施救、如何施救，實際上是每一名醫生的顧慮所在。

在成為空中醫療專家以前，作為上海醫師志愿者聯盟的青年骨干，彭曉春還肩負著發展志愿者的重任。與其他醫生朋友聯系的過程中，他發現，很多人都會對“施救不成功”顧慮重重。

“當時有一個新聞，說一個醫生在火車上施救，人沒救過來，家屬要求醫生賠錢。”彭曉春說，這樣的事不論發生概率是否高，對醫生群體來說都“打擊很大”，“試想，如果在醫院，病人急診送進來，搶救失敗，家屬是不是就不會追責了?”

彭曉春介紹，我國的每一名醫師都有職業資格證，這張證上明確了醫師的注冊執業地點，“理論上講，你在注冊執業點之外行醫，都是不合規定的。”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九人民醫院口腔綜合科醫生廖騫也是一名與東航簽約的空中醫療專家，他告訴記者，除了執業規范方面的擔心外，醫生也會擔心自己的搶救能力是否過關，“大外科、大內科的醫生平時搶救做得多，但我們這種專科醫生，雖然在學校里也經過輪轉、通識教育，但長久不用，怕生疏了。”

在一趟北海道飛往上海的航班上，廖騫在深夜12點被乘務長叫醒，對一名自述頭暈、胸悶、呼吸困難、心跳加速的男孩進行了救治。“判斷是他上廁所后一過性體位改變導致的，予以安撫、面罩吸氧即可。”廖騫認為，空中醫療專家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判斷生命體征是否平穩、是否需要緊急迫降處理等。

機制創新：施救者不擔責

醫生的顧忌，也是蘇佳燦決定與東航進行正式簽約合作最初的考慮。上海醫師志愿者聯盟與東航的合作協議上明確約定，空中搶救的所有風險由航空公司承擔，施救者不擔責。

這等于給醫生的施救行為上了一道保險。在不改變現有體制機制的情況下，通過與航空公司簽約，排除醫生在飛機上施救的后顧之憂。

醫生們的“挺身而出”，實際上也為航空公司節省了成本。

2017年10月5日，從加拿大溫哥華飛往上海的MU582次航班上，一名參加杭州某中學海外游學團的女孩突發高燒，39.6攝氏度的體溫使得機組考慮在某處備降。東航空中醫療專家、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瑞金醫院普外科主治醫師樂飛恰好在這架航班上。

在此后的10個小時里，樂飛用敷冰塊、多喝溫水等物理降溫方法，幫助女孩控制體溫，每小時監測體溫。最終在飛機降落上海時，女孩體溫控制在37.6攝氏度。

這一過程中，醫生既幫助患者控制了體溫、及時治療，又幫助航空公司節省了備降、返航的成本，也緩解了同機旅客緊張的情緒。

“既對醫生進行保護，也對施救過程負責，做到有據可查。”蘇佳燦說，空中醫療專家團隊會接受更高級、更專業的醫師志愿者的培訓，也會為東航空乘人員提供急救培訓服務，下一步，還將開通“空地對話”項目，“即使專家不在航班上，有突發情況也可以連線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