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現金社會”(Cashless Society)，通常是指金融交易不再使用現金(紙幣和硬幣)，現金完全退出貨幣流通環節。取而代之的是各種非現金支付的工具與手段，如銀行卡、票據、結算、電子支付等。

從全球范圍看，已有部分國家和地區啟動了“無現金”計劃。如丹麥、瑞典、以色列等陸續開展“無現金社會”活動，其中瑞典的無現金率已達98%。肯尼亞大力推廣移動支付產品M-PESA，對成年人的覆蓋率超過70%。銀行卡組織維薩公司(VISA)在2015年就推行“無現金”策略，支持商戶提升非現金支付手段。

在經濟活動中減少現金使用、提高非現金支付結算比例，是我國長期努力的目標和方向。1988年8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現金管理暫行條例》，強調：“國家鼓勵開戶單位和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采取轉賬方式進行結算，減少使用現金。”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國形成了以CNAPS(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為核心、以銀行業金融機構內部系統為基礎、以特許清算機構和支付機構支付系統為補充的多元化支付清算體系。同時，非現金支付結算比例不斷提升，“云閃付”、條碼支付、“聚合支付”等新型支付產品和服務層出不窮。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現金使用風險，降低了社會交易成本，有助于防范洗錢和腐敗等現象，也便利了民眾生活，促進了經濟發展。

應該說，隨著技術進步和金融深化，電子支付手段與貨幣形式變革呈現雙向推動的態勢。尤其在我國，以支付寶、微信支付為代表的非銀行支付市場快速發展壯大，促進了非現金支付結算比例進一步提升。但近期少數支付機構開展的“無現金社會”等活動，出現了五個方面的傾向并產生了一定的負面效應，需要引起我們的警惕：

第一，“拒收現金”的傾向。

當下，個別互聯網公司旗下的商戶，只支持支付寶付款，包括人民幣現金在內的其他支付方式都被拒絕在外。毫無疑問，這已經涉嫌違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幣管理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人民幣，是指中國人民銀行依法發行的貨幣，包括紙幣和硬幣。”第三條進而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貨幣是人民幣。以人民幣支付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債務，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拒收。”拒收人民幣現金的做法，違反了上述規定。

有觀點認為，使用銀行存款支付和支付寶余額支付本身已經是支付人民幣。季天鶴(2017)強調，銀行存款和支付寶余額都不是人民幣，只是具有兌換人民幣或存款功能的人民幣計價金融工具，而上述可兌換性并不是與生俱來的。關鐵軍(2017)認為，人民幣的國家信用要大于存款背后的銀行信用和支付賬戶背后的企業信用，這是三者之間的本質區別。

從實踐看，線上商戶由于條件所限，在支付方式中未能支持現金收款，大多數人可以理解。但如果更多的線下商戶拒收人民幣，或對現金支付采取歧視手段，那么這將影響人民幣的正常流通。廣東珠海一家面館因拒收現金，已被中國人民銀行珠海中心支行認定為違法行為。

第二，“消滅現金”的傾向。

在“無現金”活動中，有人提出“消滅現金”口號。這種提法不但于法無據，而且也與事實不符。

盡管非現金支付方式發展迅速，但全世界流通中現金需求量仍然較大，部分地區現金需求量還呈現上升趨勢。中國人民銀行合肥中心支行課題組(2012)及王春麗(2014)的研究都表明，非現金支付工具對現金結算具有“增量替代”，即銀行卡等非現金支付對于現金支付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在非現金支付結算規模快速增長的同時，現金使用量也在增長。

“增量替代”效應，較好地解釋了在我國非現金支付發展迅速的同時，為什么流通中的現金(M0)仍然呈逐年增長的態勢。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中國支付體系發展報告(2016)》顯示，2016年我國M0達6.83萬億元，比上年增長了8.07%，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與此同時，2016年我國銀行卡消費額(剔除房地產、汽車銷售及批發類交易)占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達48.47%。

事實上，即使在北歐一些力推“無現金社會”的國家，經過多年的努力嘗試，現金仍然存在，并沒有在短期內消失。上述這些國家，人口和面積都非常小，經濟相對發達。而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需求多樣的國家而言，“消滅現金”將會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目標。

第三，“數字鴻溝”的傾向。

從全世界范圍看，本應在去除中心、打破壟斷上發揮巨大作用的互聯網，正在面臨“數字鴻溝”帶來的挑戰。據統計，全球仍有40億左右人口被排斥在互聯網之外;我國也有近半數人口無緣分享互聯網帶來的進步。特別是在我國，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互聯網發展很不平衡。以網站建設為例，我國東部地區網站占比69.28%，中部地區占比18.01%，西部地區占比僅為12.71%。

從人口結構看，我國民政部8月3日公布的《2016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6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3086萬人，占總人口的16.7%。大多數老年人受傳統交易方式以及技術、設備等因素影響，仍然習慣于使用看得見、摸得著的現金。“無現金”社會對他們來說，往往意味著更多的困擾而非便利。

因此，2016年9月，在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上通過的《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強調，要注意“數字鴻溝”問題，一些弱勢群體缺乏數字技術的知識和技能，可能在金融數據化的時代，和主流社會的差距越來越大。如果片面推進“無現金社會”，將可能擴大支付結算領域的“數字鴻溝”，使一部分人成為“數字棄民”，這不但產生了“技術歧視”，也與普惠金融的精神和原則背道而馳。

第四，“數據寡頭”的傾向。

在我國，隨著金融業與大數據深度融合，數據成為各方競相追逐的核心資源。今年稍早之前，快遞行業“菜鳥”和“順豐”爆發沖突,其實質是一場數據爭奪戰，涉及“數據壟斷”以及企業之間的數據共享和用戶隱私等問題。

而部分非銀行支付機構力推“無現金社會”，收集用戶數據更是其重要目的之一。非現金支付的手段和工具包括銀行卡、電子銀行、票據以及各種網絡支付等等。而少數支付機構在“無現金周”“無現金日”活動中，企圖將“無現金”支付等同于自身的支付產品。這些支付機構巨頭憑借豐富產品線布局，匯聚大量金融數據，因此形成了“數據寡頭”。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孫國峰指出，數據壟斷比技術壟斷更難突破，易形成數字鴻溝和信息孤島，不利于充分使用這些數據，更容易產生一系列問題。

而當下開放式的網絡環境和分布式的系統部署，使得大數據的應用邊界也變得模糊，面臨信息集中泄露的風險。而“數據寡頭”的出現，進一步放大了這種風險。對個人而言，用戶特征、行為特征、習慣偏好被過度挖掘，個人隱私難以保護;對國家而言，大量數據被少數互聯網企業掌握，將可能威脅到金融穩定與經濟安全。

第五，“不當競爭”的傾向。

為加快業務滲透，少數支付機構與地方政府聯手打造“無現金城市”，搶占由政府主導的公共服務領域的移動支付份額。

支付機構開展商業推廣活動本無可厚非，但少數地方政府部門通過紅頭文件，力推單一支付產品，不利于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形成。個別城市還有意通過設置“無現金支付”門檻、營造歧視現金支付的氛圍，可能加劇“數字棄民”產生。

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業務是否存在壟斷問題，也值得關注。國際上一般把市場份額的情況當作評價市場壟斷或競爭的重要標準，《中國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第十九條也規定了推定經營者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三種情形。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尤其是市場份額超過50%的支付寶，在非銀行支付市場已經具有市場支配地位。

當然，市場份額的多寡反映的是經營者的壟斷地位。壟斷地位更多是一種結構和狀態的判斷。在反壟斷法上，壟斷地位(狀態)一般并不違法。反壟斷法所規范的主要對象，是各種壟斷行為。也就說，如果那些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其壟斷行為就應該受到反壟斷法的約束。在“無現金”活動中，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相關行為，如先補貼再收費模式、與當地政府簽訂協議推廣等等，是否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需要進一步研究。

此外，從概念本身看，“無現金”這樣的提法也不夠嚴謹和科學。過于強調“無現金”，容易導輿論和公眾。以是否使用現金為標準，通常可將支付分為現金支付和非現金支付。因此，下一步應該少用或不用“無現金”，改用“非現金”支付。

非現金支付結算涉及貨幣流通和支付清算等多個方面。依照相關法律，中國人民銀行不僅負責發行人民幣，管理人民幣流通，還要制定全國支付體系發展規劃，統籌協調全國支付體系建設。下一步，應由人民銀行牽頭，商業銀行、支付機構、清算組織等共同參與，進一步完善支付基礎設施如加快“網聯”平臺建設，推進和規范非銀行支付機構發展，健全和優化社會信用體系，逐步提高非現金支付結算比例。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要維護好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切不可越俎代庖。

在我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多種支付結算方式將繼續共存。因此，在非現金支付體系建設過程中，一方面要加大支付結算知識普及，加強對各類支付結算方式的宣傳推廣，讓更多公眾了解各種非現金支付結算方式的特點;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公眾支付結算習慣，包括使用現金支付的習慣，由公眾自主選擇適合自己的支付結算方式。

同時，還要進一步推進非現金支付法律體系建設。一方面，要加快《中國人民銀行法》《人民幣管理條例》《現金管理暫行條例》等修訂工作，及時總結電子支付發展背景下人民幣形態變化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同時，明確對“拒收人民幣”等行為的處罰標準，維護好法定貨幣的地位。另一方面，要加快立法步伐，補齊支付結算領域的法律短板。我國電子支付創新發展迅速，但相應的制度和規則相對缺乏，已有的規制法律層級比較低，大部分是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加快支付結算領域的立法迫在眉睫。(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