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困擾“青椒”在職創業

為什么一些高校教師不跟學校合辦公司

上海理工大學機械學院最近正和沈陽機床廠商議成立一家公司。

該院教師胡育佳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之前我們雙方合作設計的產品，在市場上很受歡迎，所以有意成立公司，我們出技術，他們負責市場和資本。”他前不久專門去了一趟沈陽開展“第一步合作”——以項目的方式推廣業務。“作為科研人員看到成果轉化成產品打入市場很有成就感，同時也能獲得相應的經濟回報。”胡育佳說，一旦成立公司，除了技術開發，股權構成、利益分配、人員招聘、市場營銷等問題都必須考慮進來。

高校是創新成果的“富礦”，但如何將“礦藏”轉化為市場所需的產品，尤其是科研人員創辦公司，對于知識產權等問題仍存在不少困惑。

科技成果知識產權之爭

我國專利法等規定，教師執行單位任務或主要利用單位物質技術條件完成的科研成果，屬于職務科技成果，其知識產權屬于學校。但對于職務科技成果轉化所取得的現金或者股權等收益，通過國家立法方式明確給予研發團隊非常大的獎勵比例：“通過轉讓或許可取得的凈收入及作價投資獲得的股份或出資比例，應提取不低于50%用于獎勵。”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梳理發現，各個高校的獎勵比重不一，但是都超過了50%，比如北京理工大學是60%(股權)或70%(現金)，清華大學為70%，南開大學為80%，四川大學為50%~90%。國外發達國家對于高校教師的成果轉化獎勵力度普遍在50%以下，比如美國高校大多為三分之一。

在實踐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例如西南交通大學2016年開始推行“職務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高達70%的專利權屬于教師個人或研發團隊，30%屬于學校。轉化與否、與哪家公司合作，主動權在教師手上。

“大概五六年前，瑞士的一家公司看中了我們一個項目，多次來訪尋求合作，卻礙于專利權問題未能達成合作，只能作罷。”西南交大研究院有限公司車載探地雷達項目經理魏文濤說，現在高校專利經過分割確權屬于教授個人，教授對項目成果開發和轉化有了主導權，合作開發非常方便，積極性提高了不少。

一位專家質疑這種做法，“如果專利權大比重屬于個人，會不會面臨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比如教師移民海外，科技成果也隨之轉移”。

西南交通大學科技園副總經理康凱寧則認為，高校的科技成本是資源，還稱不上“資產”，“按照經濟學對資產的定義，可以帶來收益的才是資產，高校的科學研究成果，并不是企業的產品研發成果，它不成熟不穩定，還不具備太多市場價值，仍需要很多方面的投入，才有可能成為資產。”正因如此，他認為才要在專利權的歸屬上先放開，給教師更高的自由度，讓技術先進入市場，并在競爭中使優秀者脫穎而出，實現社會價值。

知識產權科技平臺“權大師”CEO晁陽飛認為，對于知識產權歸屬的爭議，相關利益方事先約定好即可，“與其天天爭執，不如一起成立合資公司，把它商業化，產生經濟社會效益”。

他說，青年教師處于創造力最旺盛的時候，為了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科技成果轉化，可以建立雙贏的分潤機制，一方面適當提高教師創業團隊的分潤比例，提高其創業的熱情;另一方面通過科技成果的商業化，使國有資產增值。

為什么一些教師不選擇與學校合辦公司

采訪中，多位高校教師均認為科研成果很難和學校職務脫離關系。不過他們身邊都有教師利用相關創新成果自己辦公司的情況，且大多數情況下學校并不知道這些公司的存在。為什么教師不選擇與學校合作?

一位教師表達了對知識產權不屬于個人的擔憂：“也許要討好院長，才能讓科研成果順利轉化。還有，獎勵收益如果三五年以后不給了怎么辦?或者給了股權，以后學校增資擴股，教師股權被稀釋怎么辦?”

“有的教師接企業的項目比較多，如果和學校合作，經費就要交給學校管理，申請起來比較繁瑣。自己開辦公司，經費使用自由，收益也可以自己支配。”另一位教師說。

北京理工大學技術轉移中心副主任、北京高校技術轉移聯盟秘書長陳柏強認為，上述觀點具有一定普遍性，反映出高校教師對于國家政策的了解并不全面準確。例如，教師往往只留意了當前國家鼓勵科研人員創辦企業，卻忽視了國家同時強調要妥善處理知識產權問題：“涉及職務科技成果的，應該依法合規跟單位履行相應的手續，許可、轉讓或者作價入股，通過合法的方式創業。”

“當前國家正在對高校所屬企業進行清理規范，我們感覺對于教師創辦企業的行為也要加強規范管理和引導，這樣才能形成更加良好的創新生態和人才培養生態。”陳柏強強調，“事實上，如果教師創辦企業所實施知識產權本身都有問題，公司后期發展如融資、上市等，最終將遇到障礙。”

科研成果轉化率低難題如何破

一個經常被提及的問題是，目前我國科研成果轉化率較低。“科研需要的是技術的突破，往往處在前沿;市場需要的是盈利，產品要實用，二者銜接好比較困難。”胡育佳說。

國際上通常將科研成果成熟度劃分為1到9級，陳柏強介紹：“高校承擔的科研項目，財政經費往往只夠支撐走到三四級，然后團隊又接手一個新的項目，前一個項目的成果很可能就擱置了。而大部分企業和社會資本只愿意投馬上能賺錢的項目，要求成熟度7級以上。這中間還有4～6級，得不到后續資金支持，最終轉化難以實現。”

廣州諾盈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秦亮認為，社會需求是在變動的，科研成果從實驗室里拿出來，有的雖然技術成熟度高，但也不一定適合實際需求，轉化成功需要企業深度參與梳理市場和產品。

光谷創業咖啡總經理李儒雄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企業家和科學家需要進一步加強合作，“企業家剛創業的時候，把自己的技術看作‘親兒子’，拼盡全力去推廣就容易成功;而對于后期轉化而來的技術，往往當作‘干兒子’，推廣熱度降低就難以產生效益。讓科學家有企業家思維也很難。”

“科技成果轉化，好不好需要市場來檢驗。”康凱寧建議，科技人員最好“參辦不領辦，參股不控股”，“科技人員的優勢在于研發，還是把重心放到科研上，畢竟企業家創業要承擔風險，只有極少數人才能科學家與企業家素質兼備。”

在現實轉化過程中，估值也是一大問題。在李儒雄看來，當前科研成果轉化通常只是轉化技術，往往沒有把人和技術儀器考慮在內，只有全盤考慮估值才是相對合理的，“如果高校要價過高，企業給不了那么多錢，轉化的成功率就很低”。

成都天佑飛天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胤說，進行評估時，教師需要向評估公司提供的材料往往較為復雜，很多教師因此“望而卻步”，而評估公司在進行評估時，為了維護學校“品牌”，往往會給科技成果較高估值，導致企業、教師及學校難以達成一致。李胤介紹：“我們現在有一個項目上報學校后，第三方評估公司根本不愿意進行評估，原因是這個估值還不夠公司的評估費。”

當前科研成果轉化中，政府會有一些補貼激勵。但據李儒雄了解，這些補貼大部分投給科研機構，并沒有投給企業。他認為部分投向企業可能帶來更高的效率，需要制度設計。

“成果轉化要建立全流程理念，找出斷層在哪里，打通鏈條，把資源整合好非常重要。”陳柏強介紹，北京市投入300億元引導資金設立科創基金，按照科技成果轉化的不同階段，按照5∶3∶2的比例，投向原始創新、成果轉化、“高精尖”產業發展3個不同的階段，值得期待。

國務院在2018年12月5日出臺了23項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新舉措，陳柏強認為，這其中“允許轉制院所和事業單位管理人員、科研人員以‘技術股+現金股’形式持有股權”，在強調科研人員重要性的同時，明確允許管理人員持股，可以更好地調動成果轉化全流程不同方面人才的積極性，有利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在胡育佳看來，學校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制定有利激活教師創新活力的制度，營造寬松的科研環境，可以讓教師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把適合的科技成果轉化為市場需要的產品。

科學合理的考核評價體系非常關鍵，“目前已經有一些高校針對科技成果轉化出臺了專門的職稱序列。”陳柏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