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監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陸續公布留置“第一案”。作為各地監委全面履職打響的第一槍，這些“第一案”表現出一些鮮明特點。

迅疾開工，反腐不因改革留下空檔

2018年1月4日上午9點，四川省遂寧市舉行市監察委員會成立大會并掛牌。會后，新監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開會議，經集體研究決定并報上級批準，依法對大英縣政府副縣長，縣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陳小平采取留置措施。在采取留置的24小時內，市紀委監委分別將《立案決定書》和《留置決定書》送達陳小平工作單位，并通知其家屬。四川省的第一例留置案，來得十分迅速。

掛牌即開工，非四川一家。山東留置“第一案”，開始于省內首家監委菏澤市監察委員會成立2天后;貴州“第一案”，開始于掛牌僅5天的遵義市紅花崗區監委;江蘇、福建“第一案”，省監委成立當天即批準采取留置措施……縱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留置“第一案”，多為市、縣兩級監委承辦，尤以縣(區)一級監委承辦居多，留置對象多為基層黨員干部、公職人員。因多地推進監察體制改革，先從市縣開始，市縣監委成立后即高效履職盡責，“第一案”頻頻出現在基層，也就不足為奇了。

反腐不因改革而留下空檔，監察體制改革帶來的高效率，從監委誕生之初就展現得淋漓盡致。

快速高效，反腐力量整合凸顯優勢

“第一案”開始得快，辦結得也快。

2017年12月14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南崗區監委對對青山中心衛生院原院長馬文彬采取留置措施，僅用5天時間就將案情全部查清。從實施留置到依法宣判，該案只用了36天。

其他省區市的“第一案”，從采取留置措施到結束留置也十分迅速——江西，17天;陜西，24天;北京，28天;福建，近1個月;浙江，33天;新疆，35天;江蘇，46天……

快速高效，得益于反腐力量的整合。天津市辦理“第一案”時，寶坻區紀委監委第一時間挑選精兵強將，組成調查隊伍，由分管案件的監委副主任牽頭，區檢察院轉隸的原反貪局副局長直接參與。與天津類似，各地專案組都安排紀檢監察系統原有干部和檢察院轉隸干部混編共同辦案，內部一體協調、做好紀法貫通、法法銜接，各職能部門密切配合，有效縮短了案件查辦時間，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黨對反腐敗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的巨大優勢顯現出來。

確保質量，把“第一案”辦成樣板

福建留置“第一案”，兩名國有企業財務人員侵吞公款用于賭博，調查人員在20多天內查詢有關賬目4萬多筆，形成卷宗近200卷。

山西留置“第一案”，某國有企業原董事長涉嫌受賄罪、國有公司人員失職罪，調查組共談話、訊問、詢問取證280余人次，查詢企業70余家、查詢銀行賬戶150余個，調取書證1300余份，暫扣、扣押價值較高的涉案物品3件，執行扣押3次，組織辨認3次，委托鑒定2起。

安徽留置“第一案”，霍邱縣戶胡鎮原主任科員薛恩來涉嫌貪污、受賄，專案組對于審查調查中吃不準、拿不定的問題，及時向上級紀委監委請示匯報。先后采用了談話、詢問、訊問、查詢、調取、扣押、搜查、留置等8種措施，做到嚴格依法調取證據……

各地把“第一案”作為行使監察調查權的一次實戰演練，充分試用各項調查權限，以刑事審判標準進行取證，全過程嚴肅規范。山西、浙江、江西、新疆、天津、海南等多地請審理部門和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對證據的客觀性、合法性嚴格審核把關，對涉嫌違法犯罪的事實細致審查。14個已經公布留置“第一案”調查結果的省區市，留置結束后被調查人均被移送司法機關，其中7例案件的被調查人涉嫌貪污，6例涉嫌受賄，3例涉嫌挪用公款，2例涉嫌行賄，另有涉嫌私分國有資產罪、國有公司人員失職罪、濫用職權罪等，犯罪數額從50余萬、100余萬、600余萬到上千萬不等。

“創業”之戰，積累經驗、完善制度、實現融合

辦理“第一案”，更像是一場“創業”，為監委履職積累長效經驗、打下制度基礎。

山西省監委對第一位留置對象宣布留置決定的當天，印制出一式四聯的《留置決定書》《留置執行通知書》，這在之后成為山西省監委采取留置措施時使用的標準文書;江蘇省連云港市海州區監委在辦理首例縣級留置案時，在訊問過程中，需要告知被調查人的權利和義務，辦案組連夜開會討論，按照相關規定制作出《被調查人的權利和義務告知書》……

各地通過“第一案”積累了實戰經驗，形成了制式文書，完善了制度流程。同時，也促進了工作和人員的充分融合。在江蘇省市監委首例留置案庭審期間，無錫市區兩級紀檢監察干部以及案發單位逾百人參加了旁聽，無錫市紀委監委相關負責人表示：“旁聽庭審對于紀檢監察干部是一次很好的紀法融合現場教學課。”新疆在調查喀什地委原委員、莎車縣委原書記王勇智的違法犯罪問題時，夜里10點，在完成當日談話訊問、筆錄整理工作之后，轉隸干部與紀委干部圍坐在一起，對工作進行分析研討，取長補短。這形成了新疆紀委監委目前的“工作常態”——在工作中促融合，在融合中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