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新四大發明”一同被寫入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的，還有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的問題。近日，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布的《我國中小學生“減負”問題研究報告》(以下簡稱“研究報告”)稱，我國中小學生課內外學習時間“領跑”全球。

這樣的“領跑”無法讓人高興，為此憂心忡忡的不僅有教育管理者、學者，還有每一個被課外補習班“裹挾”著停不下腳步的家長。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要‘著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這是第一次。”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韓平說，公平而高質量的教育，是當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課外負擔重正是教育領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的一個真實體現。

一句“做完了一天的功課，讓我們盡情歡樂”的歌詞，讓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王國慶感慨，孩子們作業做到晚上9點、10點甚至11點，“做完作業，他們上哪兒歡樂，到哪兒蕩起雙槳呢”?

“給中小學生減負”的呼聲由來已久，可孩子們的負擔似乎“越減越重”。

研究報告顯示，與2005年相比，2015年學生上課外班的時間大幅度增長，學習日上課外班的時間為0.8小時，休息日上課外班的時間為2.1小時，分別是10年前的兩倍和3倍。隨之帶來的是大量青少年兒童睡眠不足，運動時間不夠，小眼鏡、小胖墩兒增多。

中小學生課外補習成風的話題在各種場合討論都極易引起共鳴。全國政協委員、杭州師范大學校長杜衛在政協小組的發言就引發了熱烈的討論。他注意到，現在的孩子要上“兩個學校”，一個是傳統的學校，一個是補習學校。補習學校如此盛行，他覺得“不太正常”。

中國教育學會發布的一項報告顯示，2016年我國中小學生課外輔導行業市場規模超過8000億元，參加學生規模超過1.37億人次。

校外培訓機構蓬勃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問題：無資質辦學，出現“奧數班”等超綱教學，與升學掛鉤的“占坑班”，還有教師隊伍管理混亂等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朱曉進的提案就是關注校外培訓亂象，他認為現在到了必須規范的時候。

這一輪向校外培訓“開刀”的舉措，較以往力度更大，指向也更加清晰。黨的十九大記者招待會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提出“要化解好學校減負、校外增負的問題”。2018年年初的全國教育工作會明確，將出臺促進校外教育培訓機構規范有序發展的意見，探索建立負面清單制度和聯合監管機制。

今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首次清晰地劃出了行動方案的路徑圖和時間表，即治理無資質和有安全隱患的培訓機構，治理數學語文等學科超綱教、超前學的“應試”行為，治理學校和教師中存在的不良教學行為。

韓平認為解決中小學生校外負擔重的問題，必須采取標本兼治的綜合辦法。追根溯源，他認為根本問題出在升學通道上，“評價體系單一，還是只看分數”。這個根子上的問題解決不了，校外培訓班的火爆會始終存在。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基礎教育的優質資源不夠均衡。“現在人們實現了‘有學上’的期盼，轉向要‘上好學’。哪個家長不希望孩子能上好的學校。”目前我國執行義務教育階段取消選拔性考試，小升初階段公辦學校都直接劃片入學，優質民辦學校就成了“香餑餑”。很多家長希望孩子削尖腦袋擠進民辦好學校，“比誰分數高，就得不停地去校外補課”。

要解決多年難治的校外補課熱，韓平認為得多管齊下。首先，還是要逐步形成一套科學的、全面的評價學生的方式，讓升學通道更加多元，“不只盯著分數”。同時，他也提醒家長，要根據孩子的情況選擇適合的學校，“非要擠進分數很高的學校，孩子可能跟不上，自信心和自尊心就會受到打擊，甚至可能出現逆反等心理問題”。

出現一些“瘋狂的培訓”與各種培訓機構的“忽悠”也有很大關系。韓平提出，現在當務之急要做的，是對社會上這種培訓機構進行規范管理。

眼下，各地對培訓機構的審核也存在混亂無序的問題，“好幾個單位可以審批，有的在工商，有的在民政或文化部門。”他認為應趁著此次機構改革的機會，把監管責任理順。

同時，一些培訓機構與民辦學校“暗中通氣”、利益捆綁，培訓內容與升學掛鉤的行為必須嚴厲杜絕，“這種情況造成的影響和后果非常惡劣”。

朱曉進則認為，校外培訓機構的師資隊伍混亂問題應重點解決。他建議制定培訓機構教師準入標準、建立培訓機構教師職稱體系。同時應要求培訓機構的老師取得行業準入的教師資格證，并建立起這類教師的等級和職稱制度，讓他們有職業發展的方向和目標。

“其實校外培訓并非‘洪水猛獸’，也不該完全禁止，它的存在對青少年的個性化成長和全面發展也確實有學校以外的補充作用。”韓平建議，在對課外班進行規范監管的同時，學校和家長也不要只關注分數，“孩子有一些對體育、藝術的興趣和愛好，會受益終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