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20日發表署名為拉娜·福魯哈爾撰寫的題為《科技大公司正在顛覆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則》的文章。文章說，過去幾周，要求政界人士和監管者遏制科技巨頭壟斷力量的壓力不斷加大。在9月12日的一場演講中，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代理主席莫琳·奧爾豪森試圖給這一構想潑冷水。“考慮到技術驅動的創新為消費者帶來的明顯好處，”她說。“我對這方面的壓力感到擔憂，它將無視消費者的利益，而去追求其他、甚至可能相互沖突的目標。”

她的講話呼應了過去40年來美國的反壟斷政策：如果企業為消費者降低了價格，它們在經濟和政治層面無論多么龐大和強大都沒問題。這對谷歌、Facebook及亞馬遜這樣的公司非常有利，這些公司提供從搜索結果到個人出版平臺的服務和產品，不僅便宜，而且免費。

然而，奧爾豪森忽視了關鍵的一點：免費并不真的意味著免費——當你考慮到盡管我們沒有用美元為這些服務付費，卻在用數據付費，包括各種數據，從我們的信用卡號到購物記錄，從政治選擇到病歷。這些個人數據的價值有多高?

從經濟學家到藝術家，各方都對這個問題越來越感興趣。例如，在2014年成立的漢堡裝置藝術雜貨店Datenmarkt，一罐水果的“售價”是5張Facebook照片;一袋吐司值8個“贊”，等等。

關鍵的問題在于，精確定價個人數據幾乎是不可能的，部分原因是，對于自己有多大可能會交出這些信息，人們表現出千差萬別的行為和想法，取決于對方給出的交換條件。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當消費者被直截了當地問到，是否同意接受一家知名數字媒體公司的追蹤，以換取更為“有用的”廣告時，五分之四的人都表示拒絕。然而，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今年發表的另一項研究顯示，只需要微不足道的一點激勵，就能說服人們交出整個郵件聯絡人名單。如果提供一個免費比薩，接受研究的很多學生就很有可能這么做。

有人也許辯稱，這只是市場在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消費者得到了一個選擇，他們也作出了選擇。至于這個選擇是否明智，根本不是我們要評判的事情。

但后一項研究還表明，企業能夠鼓動用戶更自在地交出數據——只要告訴他們，他們的數據會受到技術保護，而這些技術的設計初衷就是“防止包括從政府到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在內的所有人……窺探通訊內容。”事實上，他們所用的加密技術并不能保證這一點。

關鍵是大數據使整個競爭格局明顯對那些最大的數字企業自己有利。他們可以提取信息并在其中植入建議，引導我們做出截然不同的決定，最終給這些公司帶來越來越多的利潤。

這不僅讓一家公司擁有太多力量，而且是反競爭和扭曲市場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所知的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則正在被顛覆。在這種情形下，各方沒有平等獲取市場信息的機會。肯定不存在價格透明性。

我們如此隨意交出的個人數據正在被全球最富有的公司(例如Facebook，今年第二季度的營業利潤率達47.2%)大規模地貨幣化。它們差不多免費獲取原材料(我們的數據)，然后據此向零售商和廣告商收取費用，后兩者再將這些成本以某種形式轉嫁到我們身上——比如，你在搜索到的小酒館喝一杯酒時多付出的一美元。他們有“印鈔許可證”，就各種各樣的公司責任而言，不必承受其他行業不得不應對的諸多制約。

借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吳修銘教授的說法，與其說這些企業是創新者，不如說他們是“注意力商人”。經濟學家還未就這些企業對生產率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凈效應估測出樂觀數字。這些數字肯定會很高。然而，任何這樣的計算都必須納入競爭成本，因為這些公司會吞沒競爭對手，以適合自己的方式重塑21世紀經濟。

無論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現在說什么，都有越來越多的司法案件可能改變針對大型科技公司的基本規則。雖然美國的反壟斷法律是基于對1890年《休曼法》的嚴格字面解釋，但歐洲立法者走得更遠。他們正試圖評估當下經濟生態系統中的多個主體正如何受到這些數字巨擘的影響。

我開始納悶，我們是不是都該擁有更明確的權利——不僅控制我們的數據如何被使用，還要對這些數據創造的任何經濟價值享有權益。在財富主要依托知識產權的時代，很難想象還能有什么別的數學計算邏輯。我們生活在一個狂野新世界，使用一種全新的“貨幣”。這個世界將需要創造性思維——經濟上、法律上和政治上——以確保其不會變成一個贏家通吃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