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類之后，會讓市場上撿拾垃圾的成本變小。市場競爭的模式就會變為，朝向垃圾分類的上游去競爭，即到家里去上門收垃圾。

上海開始實行嚴格的垃圾分類之后，一個新興職業也應運而生：代收垃圾網約工。根據從業者的說法，只要勤快，月收入甚至可達到一萬元以上。

“代收垃圾網約工”，顧名思義，就是客戶通過線上預約，線下上門回收，或者定時、定點回收的工作者。

實際上，中國一直有著較高效率的垃圾回收系統，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人節儉，會把可回收的東西分出來;另一方面，勞動力價格較低，使得這一行的市場化成為可能。所以，所謂的新出現的代收垃圾工，新的工作實際只是把垃圾重新按要求實行分類打包。

毋庸諱言，當下嚴格的垃圾分類政策，一些地方從開始宣傳到實施，分類要求很細，但給公眾準備的時間并不長，知識普及不足。這就令市民在習慣養成之前，短期內無所適從，就會想找人幫忙。

此外，垃圾箱定時開放制度之下，很多市民因為工作關系，的確不能按時投放垃圾。所以，必須找人幫忙。這種上門收垃圾，只是家務的市場化，屬于家政服務的一種。

不過，長期來看，這個市場未必會長久。隨著時間的推移，垃圾分類的實施過程，本身就是知識普及與教育的過程，也是習慣養成的過程，一段時間之后，在家里隨手分類，就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

如果自己分類變得容易了，上門代收垃圾，就會從相對簡單的辦法，變為相對麻煩、甚至有風險的辦法，自然也會從市場上消失掉。

不過，應該看到的是，這種公共利益提高的背后，還有利益的分配結構。垃圾分類制度，增加了市民的行為成本，但同時，卻降低了垃圾回收系統的成本，增加了收入。某種程度上，這種成本與利益的轉移是好的，合理的。

在垃圾沒有分類之前，混合在一起的干濕垃圾特別臟，對人的視覺、嗅覺來說，都是極大的刺激。所以，從混合垃圾中搜尋有用的可回收之物，是一件成本極高的事，很少有人會去翻這些垃圾。

但是，現在分開了，從這些干垃圾中尋找可回收之物，就沒有太大的感官刺激，成本就變小了。對很多撿垃圾的人來說，等于是從垃圾桶中撿錢。面對這種守株待兔的方式，市場競爭的模式必然就變為，朝向垃圾分類的上游去競爭，即到家里去上門收垃圾。這也就是新聞中報道的模式出現的原因。

小區的收廢舊物品者，是中國現存的市場化的、且相對高效的垃圾處理系統的“最后一公里”，他們只有三輪車、自行車，并沒有能力把可回收垃圾送到二三十公里之外的回收廠。他們只有先送到市區內部的一些集中點，即他們的買家那里，再集中起來，用大貨車送到郊區的處理廠。

所以，如果從市政管理、清潔、衛生角度，清理掉這些分布在市區的可回收物品站，小區的垃圾廢品收購者，就無處可賣，自然就會消失掉。而上門回收垃圾，無非是這種形式的變種。所以，在更大的機制面前，這些小小的黃雀，都有可能慢慢地消失掉。

本質上，這是中國的垃圾回收行業的一場變遷，而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新興職業能不能長久地存在下去，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且讓我們靜觀其變。(劉遠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