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高等教育內涵發展的過程中，系統內部競爭客觀存在，這種競爭總體而言是好事，要發展就要有競爭，這是市場經濟大背景下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也不例外。但是，凡事都有利弊兩個方面，高等教育體系內的競爭也出現了一些不良傾向，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首先表現在生源競爭上，從本科生生源到研究生生源，各高校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中國高教界有一個慣性認識：研究型大學的基本標志是研究生超過本科生。這就導致部分中國一流大學特別是立志沖擊世界一流的名牌大學，都把研究生在校數量搞得比本科生在校數高出很多。而本校本科生畢業后，除去就業、出國外已所剩不多，即使全部報考本校研究生，也不敷其數，這就得靠第一檔的“211”大學來補充缺口。而大量“211”高校考研的本科生高升高就，只能去“掠奪”省屬二本乃至三本的生源，形成“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奇特景觀。這種競爭性的生源流動不利于因材施教、分類培養，給許多行業性院校造成相當嚴重的生源質量困難，個別院系與專業甚至出現研究生質量不如本科生的倒掛問題，迫使一些院校在政策之外另辟蹊徑，挖空心思地弄出歪招怪招把本校本科生源留住。

其次是優秀人才的校際爭奪。人才流動本是正常現象，但目前高等院校在優秀人才引進方面的競爭卻異常激烈，用人才爭奪大戰來形容也許并不為過。很多高校“重金”吸引人才，許多經濟狀況力不從心的高校也不得不勉為其難地砸下重金高價“收購”，否則就面臨被掠奪一空的危機。相比較而言，東南沿海各省高校具有明顯優勢，而東北、西北則是凈流出地區，處于很不利的地位。從神州上下直到海內海外廣挖人才，客觀上加劇了中國的出國留學潮。

上述兩種現象對高等教育內涵發展的消極影響顯而易見。教育強國建設需要呼喚高等教育發展提質加速，但中國高等教育做大做強理應有一個良好的內部結構與生態。當然，我們必須承認，上述問題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特征，不過是特定歷史時期與特定條件的產物，將隨著高等教育的深入發展而逐步得以消解。但在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內，推動高等教育的內涵發展必須對此給予足夠的關注。

這兩個問題并非是哪個高校或地區能獨立應對解決的，而是一個全局性、結構性的問題，因此需要站在全局和戰略的高度上從宏觀層面做系統謀劃，積極主動地化解其中的消極影響，最大限度地發揮生源與人才良性競爭的流動機制。

第一，不應鼓勵并拒絕炒作各種名目的“大學排行榜”。

近些年來，國內興起了若干種很流行的“大學排行榜”，對各大學進行打分“排隊”，社會影響越來越大，對高校的牽引與拉動效應也越來越大。一些高校為了排名而不得不投入資源，這也給高校發展帶來明顯壓力。

但是，這種排名很難說具有多少科學價值，不同類型的高校依托的行業不同，各自的類型差距很大，僅僅用一張表格、一個標準來衡量優劣好次是不公允的。很難說這樣“排隊”能適應中國的國情，因為中國是一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地域環境對高校影響巨大，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的高校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高校各自發揮的作用大相徑庭，沒有多少可比性。

正因如此，當前流行于中國的大學排行榜總體上弊大于利，并不利于推動高等教育的內涵發展，更不利于高等院校之間的良性競爭。

第二，加強宏觀政策的引導與調控。

任何意義上的資源配置都既要發揮市場作用，又要做好宏觀政策上的調控與引導。高等教育辦學與發展的資源配置也是這樣。現在有一種說法叫“扶優不補短”，從爭創世界一流的角度來說，這個提法當然是對的。但僅僅這樣還不夠，高等教育發展仍然有一個“填平補齊”的問題，采取必要的政策手段去扶助發展滯后的高校，使之跟上發展的步伐，這是工作的另一個方面。上述兩個方面都不可忽略，不能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否則發展的差距拉大難免出現大面積的掉隊，造成嚴重的不平衡，釀成新的大問題。

第三，適度進行布局結構調整。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我國高等院校進行了大面積和深層面的布局結構調整，奠定了我國高等教育的基本布局與總體結構。高等教育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同這次大規模布局結構調整分不開。將近70年過去了，我國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高等教育的基本布局還停留在過去，特別是一些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高校數量與規模明顯溢出，蛻變成了為發達地區培養輸送人才，同地域環境很不匹配，也需要及早進行結構性調整。

總之，推動高等教育走向良性競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通過必要總體戰略設計及宏觀政策引導，中國高等教育體系的競爭機制將成為推動內涵發展的澎湃動力，有效助推我國的高等教育強國建設。

(作者張志坤  系東北林業大學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