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孕育大師，大師成就大學，這一話題自中西方產生成規制的、能稱之為大學的機構以來，一直是人們關注的話題。在當今中國“雙一流”建設的進程中，更需呼喚大師。

大師乃思想之師、人格之師，乃大學之魂

大師首先是思想之師。所謂思想之師，是指大師不僅是優秀的專業人才或者卓有成就的專家，更往往是學貫中西、融通古今的淵博學者，并在此基礎上有自己獨特的思想和看法，而且這種思想和看法進一步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在長期思考中沉淀下來的具有原創性的思想體系，這一思想體系在國內同行乃至國外同行中被認可、被傳播，甚至形成了某種頗具影響的思想流派。因此，大師并非那種僅僅人云亦云，吸取、模仿國內外尤其是國外流行觀點的純粹模仿者和承接者，盡管大師也要盡最大可能地深入鉆研進而吸取、借鑒國內外一切有價值的思想和觀點。可以說，有了大師，才會有真正一流的大學，才會為社會、為時代、為民族、為人類真正貢獻有價值的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這句話正是對高校大師的寫照。

大師同時還是人格之師。“大師”在專業領域作出貢獻的同時，更顯現出其精神層面的無與倫比和自身氣質的獨具魅力。大師所達到的人格境界，是超凡脫俗的，至少凸顯于以下兩方面。

首先，大師是在干事業，而并不僅僅在于謀“職業”。這就是說，大師并不僅僅囿于自己的生存追求、生活的安康，而是把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同民族、國家的命運融為一體，心中時刻有大我。當然，大師作為凡人之一，擺脫不了凡人生活，也要為柴、米、油、鹽而操心，但是，大師的境界并不限于此，而是將小家與大家緊密聯系在一起，在考慮問題時往往以民族、國家大業為重，有一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之情懷。正因為如此，真正的大師著眼于真理的追求和民族的福祉，絕不會耽于個人名利上的斤斤計較，乃至為此目的與人的明爭暗斗。陶行知先生若不放棄高官厚祿而走上了一條艱苦的辦學、育人的救國之路，他是可以有更舒適、更富足的個人和家庭生活而終其一生的。

其次，大師皆是虛懷若谷，且愛生如子、愛民如己之人。既為人師，就要面對學生。在大師眼中，學生是其學術生涯之本，是其人生事業之基，若無學生，師之何存?基于此，就有了《論語》中孔子的“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悔乎?”就有了《黃宗羲全集》記載的朱熹“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也就有了學者所說的“我們的老清華、老北大，或者西南聯大，教授和學生的關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師就是盼著學生成才，遇到特別貧困的學生，教授會拿出自己的薪水來貼補學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還有了季羨林先生在大街上遇到不曾相識的青年求教，也會耐心解答，對于需要進一步查找資料落實的問題，也會真誠地告訴對方，待查證后再告知之。因此，大師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能與學生疏離的，而且對學生必定一視同仁，充滿同樣的情感，不論學生是聰明還是愚笨、是自己的親傳弟子還是其他學者的弟子，甚至是從不相識的年輕人。

正是因此，大師就成為了大學之魂。真正一流的大學，不僅擁有一流的技術、傳授一流的知識，而且最能彰顯大學之為大學的精神，成為引領社會前行的旗幟、產生原創性思想的基地。而大師，正是這種精神和旗幟力量的核心。一所大學，大師的數量可能并不很多，但其身上所散發和投射出來的力量卻是無與倫比的。大師的名字甚至可能成為人們談論一所大學的代名詞，成為一所大學被人們認可和敬仰的標桿。在適逢西南聯大建校八十周年之際，我們不由得對西南聯大時期的大師群體產生由衷的敬仰之情。

在“雙一流”建設的熱潮中，大師成為一流大學建設的標桿、靈魂和旗幟，因此我們更需呼喚大師。一所學校有無大師，直接影響到學校的質量和向一流大學的邁進程度。大師的學術與人格雙重魅力在學生中具有天然的感召力、親和力，是對學生進行良好的專業教育和人格熏陶的不可替代的力量，也是引領和感召青年教師形成師之為師境界的無形力量。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可以說，“雙一流”建設既不能缺“大樓”，也不能缺“大師”，這是全面衡量一流大學或學科的一體兩面，是一種完整的追求。但相比較而言，人的因素是更重要的，人是一種積極、能動的力量，人的潛能一旦迸發出來，是任何物質條件所不能取代的。對于梅貽琦先生所說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有常識的人都不會理解為梅貽琦只是強調大師的重要，而忽略了大樓的重要。1931年，即將就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恐怕比誰都更明白樓房建筑、實驗設備、教師的薪酬待遇等物質條件是一所大學、尤其是一所知名大學發展的基礎。然而，他更強調的是在此基礎上人的重要性。沒有了人，一切物質基礎和條件對于大學來講，都會顯得蒼白無力，失去了其應有的價值和意義。這也正如曾任哈佛大學校長的科南特所言，“大學的榮譽，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數，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質量”。當今時代，人們強調梅貽琦的這句話，呼喚大師的產生，也正是基于現實狀況的思考。

近年來，國內的各類高校，為提升大學的質量，為培養或延攬更多的高層次人才，克服諸多困難，日益注重“大樓”類的物質條件的營造，這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人們感到大學對建設高樓大廈等物質條件的重視似乎更甚于對大學是一種產生新思想、培養具有獨創性的高質量人才、服務并引領社會發展的機構的重視。在對人才的引進過程中，往往注重的是以硬條件吸引人，而相對忽視了軟環境(即人文環境)的巨大作用;在對人才的激勵和考量措施中，又往往注重的是人才發表論文的數量和刊物的級別，而忽略了人才原創性思想的萌發和對學術前沿的引領。當然，單單一所高校很難靜下心來對人才進行長效的、準確的評價，而人才本身也很難做到既不回避量化，又不囿于量化。

但無論如何，全國各類高校在引進高層次人才方面，的確是竭盡全力的，是下了足夠大的功夫的，此方面的競爭也是相當激烈的。當然，即令如此，可能還無法完全與當今國外名校相媲美，但高校的辦學條件隨著經濟的發展一年比一年好起來。作為新時期高校的知識分子——無論是新引進的人才，還是本土人才，都應當在生活條件和辦公條件不斷改善的情況下，將更多的精力用在對學問的精深探求上，用在對疑難問題的孜孜思考和解決上，用在新的理論和思想的產生上。如是，大師就很可能在這些人才之中脫穎而出。

企盼造就彰顯中國風格、中國精神、中國氣派的大師

最后要說的是，尚不能將各行各業的優秀技術人才完全等同于大師，甚至也不能將卓有成就的專家完全等同于大師，雖然優秀技術人才和專家是我們當今社會所需求的和不可或缺的，而且他們距離大師也是最近的。

大師是引領學科和專業創造性發展的思想之師，即是原創性思想產生的智慧之源。同時，大師在人格上的境界是無與倫比的，其人格的魅力能在經歷過若干年代的風雨洗禮之后，仍光芒四射、令人動容。

因此，即令在信息化和高科技化的今天，在向“雙一流”大學邁進的今天，我們仍需呼喚大師——呼喚能在世界面前彰顯中國風格、中國精神、中國氣派的思想之師，能以厚重的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研究成果開啟新的研究領域和研究道路的理論之師，并以自己人格所達到的境界令后世敬仰甚至追隨的人格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