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員不設定量考核指標，自行決定研究課題，實行終身教職制度……近年來，部分高校針對現行激勵與考評機制存在的弊端，進行“學術特區”試點。但是，有媒體調查發現，目前一些“學術特區”面臨“成長的煩惱”，甚至受到“特區是否該一直特下去”的質疑。有論者認為：“‘學術特區’要保持發展動力，一方面需要國家、高校傾力支持，另一方面需要不斷產生重大成果，用實力說話。”

你許以優厚高薪，我允諾多元權利;你在學術環境寬松上做文章，我在后勤保障有力上下功夫……“學術特區”的最大特色就是特事特辦有“特權”。無論是實行“一院一策、一才一策”，還是擁有相對獨立的學術、人事、財務自主權，無不突破了現有制度的重重規束，其落點大都是“一切為科研服務、為教授服務”。而從一系列光鮮數字和沉甸甸的成就看，“學術特區”的確不辱使命，收獲了累累碩果。

“憑什么讓‘學術特區’享有特權?”也有人如此追問。其實，與其認為“學術特區”是開綠燈的產物，毋寧說是回歸學術規律的產物。因為，沒有一定的自由空間，學者就難以展翅飛翔;設置過多的羈絆，學者想飛也飛不高。

學術考核確實是一門學問。如果過于強調量化考核，像抓GDP那樣逼著學者出成果，難免適得其反。經濟領域的GDP崇拜已被淡化，學術領域的GDP崇拜更應該退出。除了給學者空間、不唯論文學歷等特點，“學術特區”令人稱道的另一大特點是真正以教授為本。比如，“學術特區”乃至學校圍著教授轉，有效保證教授的各項自主權，是名副其實的“教授治學”。這傳遞出清晰的信號，做學問、搞研究，誰唱主角誰唱配角，一目了然。尊重教授，教授治校，也是學術規律回歸的一種體現。

從“為什么近代科學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的“李約瑟之問”，到“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錢學森之問”，再到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在思考”的“為什么從明末清初開始，我國科技漸漸落伍了”，這些世紀性之問提出了大課題。可以確信的是，只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精心設計和大力推進改革，清除各種有形無形的柵欄，打破各種院內院外的圍墻，讓機構、人才、裝置、資金、項目都充分活躍起來，形成推進科技創新發展的強大合力，我們的科技成果就會遍地開花。

科技創新要取得突破，需要基礎設施等“硬件”支撐，更需要制度等“軟件”保障。“學術特區”如雨后春筍般冒出，可視為科技創新在硬件、軟件等方面均有值得關注的探索。但是，僅有一些“學術特區”還不夠。獨木難成林，多栽培有生命力的樹苗，蔚然成林才可期。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既要看到“學術特區”帶來的正面效應，也應進一步揚長避短、趨利避害，使其突破瓶頸、甩開掣肘，更有動力地輕松上陣。我們既要看到“學術特區”具有的改革意義，也應該看到它們所具有的試點意義，使之展現更多的范本價值。

中央要求自貿區不種“盆景”種“苗圃”，為全面深化改革蹚新路，“學術特區”亦然。種苗圃，就是要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學術特區”是科研體制改革的排頭兵，自然也要通過先行先試、積累經驗，探索擴大改革的可行性。同時，我們也要深思，如果科研體制改革更深入，“特區”也許就無須存在;如果學術規律真正得到尊重，學者的內在潛能得以激發，科技創新這個國家發展的新引擎就會更全速地發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