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大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面臨訂單減少、信貸緊張、就業壓力加大等多方面風險挑戰。救助中小微企業，除向其提供必要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外，優化外部營商環境也顯得十分緊迫和重要。疫情期間各級政府紛紛加大信用投放力度，信用也首次進入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箱。從疫情之初的為企業紓困到實現復工復產，從破解企業融資難題到促進雙循環格局，信用工具、信用機制、信用治理等的作用得以集中展現。信用正在成為檢驗營商環境的新刻度，賦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新型基礎工程。

抗擊疫情期間，為了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各級政府加大了信用投放力度，信用首次規模化進入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箱。

政府信用政策投放覆蓋經濟社會治理的多個領域，包括：推出信用正向激勵措施;對因疫情造成中小微企業出現信用負面記錄的，暫不納入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統;對企業利用疫情從事哄抬物價、制售假劣醫藥器材等違法犯罪行為形成信用負面記錄的，及時納入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統;將個人有隱瞞病史、重點地區旅行史、與患者或疑似患者接觸史、逃避隔離醫學觀察等行為列入社會信用失信名單等。

金融是企業的血液，信用是金融的基石，信用工具在企業金融紓困、呵護營商環境中發揮重要作用。征信報告、信用評級、風險補償、信用擔保、信用修復、信用監管、信用獎懲機制成為應對疫情沖擊，“放心貸”“暖心貸”“快速貸”等金融紓困政策的底層技術支撐。

市場主體在準入、生產經營、退出等過程中涉及的政務環境、市場環境、法治環境、人文環境等有關外部因素和條件的總和，構成了營商環境的多側面。有理論認為，相對于硬法，信用體系作為一種軟法，在針對性、定量的、動態的、正向的引導性規制方面，尤其是政策執行、信息共享和聯合獎懲等場景中，充分體現了合作規制“軟法”的優勢。信用體系還具有韌性治理功能，首先體現其貫穿和打通政府治理、法律治理和社會治理三個現代治理體系;其次，以這次疫情防控中出現的“健康碼”為例，“健康碼”從杭州版到全國版，成為信用數字賦能社會治理創新實踐的一大亮點，不但節約社會治理成本，還提高社會治理效能。

在全球化體系中，信用是進入國際市場的通行證。在世界銀行發布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中，2019年中國的全球營商便利度排名比2018年上升15位，升至全球第31位。其中，征信覆蓋率和信用信息指數，正是該報告評估一國商業環境的重要指標。2020年3月27日發布的《北京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強調“本市推行以信用為基礎的分級分類監管制度”“建立健全市場主體信用修復制度”。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重申“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完善失信行為認定、失信聯合懲戒、信用修復等機制”。

中小微企業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為了幫助中小企業生存和發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臺了多項民企紓困政策，成效初顯，但政策傳導“腸梗阻”頑疾依然存在。其中，解決風險定價問題成為突破這一難題的關鍵。為此，建議啟動全國中小微企業“信用基建”工程，專注于中小微企業融資的“最后100米”，打造信用基礎設施升級版。“信用基建”并非要創設一家新銀行，而是給中小微企業提供一個“信用積累、儲蓄、增信、變現”的水庫一樣的新型基礎設施，打通金融服務精準對接的最后100米。

(作者薛方 系首都師范大學信用立法與評估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