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濮陽市人民政府官網消息，近日，濮陽市出臺《濮陽市治理高價彩禮推動移風易俗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規(guī)定了彩禮、禮金、酒宴等最高限額。

《意見》對婚嫁彩禮提出“限高”標準，其中提到，農村婚嫁彩禮不得高于6萬元，城區(qū)婚嫁彩禮不得高于5萬元。

這條“新政”，被外界稱為婚嫁彩禮“限高”令，引發(fā)網友熱議。有網友對此舉表示“認同”，稱該政策有利于遏制農村攀比彩禮不正之風。也有一些網友指出，政府“管得太寬”，并對該政策是否能推行，實際作用效果，提出了自己的疑問。

昨日，濮陽市文明委回應新京報記者稱，政策出臺前經過試點調研，但在全市推行確實存在難度，下一步將出臺細則及其他配套政策。

針對該標準，有專家指出，婚嫁彩禮屬于民俗，具體考量到生活水平，“虛高”現象符合市場規(guī)律，管得過寬，政策推行受阻，會變相降低政府公信力。

背景

濮陽彩禮居河南之首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一點資訊”曾針對河南婚嫁彩禮攀比現象，發(fā)起過一項網絡大數據調查，并于2018年11月發(fā)布報告，共有8067名河南網友參與這項調查。

數據顯示，河南彩禮平均約9.78萬元，濮陽以13.91萬的彩禮數額位居榜首，商丘地區(qū)以13.51萬緊隨其后，洛陽地區(qū)彩禮金額最低，6.21萬元。75.51%的網友反對高價彩禮，認為“婚姻不是買賣”，18.5%的網友認為“在能承受的范圍就好”，還有6%的網友表示“認同”。

據調查顯示，網友認為社會攀比心理是造成高價彩禮的第一大原因，男女比例失調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至于如何遏制高價彩禮，40.26%的河南網友認為，相關部門應該介入遏制高價彩禮，通過政府的積極引導，或許可以逐步糾正這種陋習。

彩禮限高，農村6萬元，城市5萬元

1月31日，濮陽市人民政府官網“政府信息公開”一欄中，發(fā)布了一條題為《濮陽明確規(guī)定彩禮禮金酒宴等最高限額》的消息。

消息提到，為弘揚社會文明風尚，有效治理高價彩禮，持續(xù)推動移風易俗工作，“我市出臺《濮陽市治理高價彩禮推動移風易俗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規(guī)定了彩禮、禮金、酒宴等最高限額”。

《意見》指出，全市倡導如下婚嫁彩禮“限高”標準：農村婚嫁彩禮不得高于6萬元，城區(qū)婚嫁彩禮不得高于5萬元，村社黨員干部本人及子女婚嫁彩禮不得高于3萬元，公職人員本人及子女婚嫁彩禮不得高于2萬元。

該條《意見》對婚喪嫁娶規(guī)模，也給出了限制標準。《意見》規(guī)定：在婚喪嫁娶方面，禁止大操大辦，親屬隨禮農村不超過50元、城區(qū)不超過100元;婚宴不超過15桌，每桌飯菜費用農村不超過300元、城區(qū)不超過600元;每瓶酒水農村不超過30元、城區(qū)不超過60元;每盒香煙農村不超過10元、城區(qū)不超過20元。

《意見》還要求，各縣區(qū)、市直、中原油田要根據各自實際，按照彩禮、禮金、酒宴等最高限額，進一步細化標準，做到要求相對統一、內容量化具體、群眾普遍接受。對婚嫁彩禮“限高”標準公布后，仍索要和收受高價彩禮的行為，要公開曝光，堅決打擊處理。

網友認為政策“形式主義”，很難推行

河南濮陽實施彩禮“限高”政策后，引發(fā)網友熱議。

“政府辦實事，為政府點贊，最起碼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支持!”有網友表示，隨著彩禮價值越來越高，這一民間婚嫁習俗，成為很多年輕人娶妻的一道門檻。

也有網友提到，大齡青年娶媳婦難的問題再不得到妥善解決，后續(xù)衍生出的社會問題會越來越多，“得增強這方面的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了”。

但也有網友提出不同意見。一網友認為該政策“有些形式主義”，“別搞這些實際上難以執(zhí)行的政策”。該網友進一步解釋稱，兩家子女決定結婚，彩禮高出“規(guī)定”，男方并不會到處宣揚女方家要的彩禮超標，“除非他不想結婚了，這規(guī)定太不現實”。

2月1日下午，新京報記者通過微博聯系到上述網友解先生。解先生告訴記者，自己家住河南濮陽南樂縣，弟弟和其女友在北京務工，“現在因為當地彩禮習俗的原因，倆人遲遲無法結婚”。

解先生稱，濮陽當地婚嫁彩禮跟風嚴重，女方家提出了15萬的彩禮要求，“弟弟現在很為難”，平時過年、過節(jié)也不敢回家，怕被催婚，但祖輩都是農民，“家里確實沒錢”。他承認，該政策能起到提示作用，但其對實際效果持保留意見，“難推行，不好搞”。

回應

會出臺配套政策 加大落實力度

就濮陽出臺的婚嫁彩禮“限高”標準，2月1日，濮陽市文明委志愿服務科一侯姓科長告訴新京報記者，制止高價彩禮“具有現實依據”。他指出，濮陽市有三個貧困縣，尤其是在偏遠地區(qū)，男生因為高價彩禮無法娶妻，“即使結婚了，也可能因為高價彩禮而債臺高筑，因此致貧了”。

侯科長告訴新京報記者，該政策出臺前經過充分調研，2017年該市臺前縣就制定了有關移風易俗的標準。他表示，臺前縣出臺的指導標準在當時是“全國最先的”，“該地區(qū)現在白事上基本實現了，但是在高價彩禮上，效果仍然不理想”。此外，現在在濮陽市全市推行這一標準，也有借鑒其他省市政策成果。

侯科長向新京報記者坦言，該《意見》的具體實施，確實有難度。“下一步，我們會加大落實力度，并出臺其他配套政策。”他表示，為配合此《意見》，政府部門將督促婚姻登記處進行宣傳，和婚姻監(jiān)察機構一起實行管理之力;包括改變土葬模式等等，將出臺一系列政策。

據侯科長介紹，該市相關部門日前已下發(fā)移風易俗“三年規(guī)劃”：2020年，在移風易俗方面大見成效。加大力度市縣鄉(xiāng)同步治理，從縣到市，具體細則需要各縣區(qū)去落實，比如要建立紅白理事會、通過村民自治改變移風易俗等，對黨員干部、紀委組織部門都制定了高價婚喪喜事報道制度和限制制度。

針對“農村彩禮限高標準為何比城市還高”的疑問，侯科長回應稱，城市里彩禮本來就比較低，農村情況相對嚴重，思想也更難改變，所以就采取“農村比城市高”的形式，來進行治理。

聲音

不能通過行政命令來管理 對待民俗問題需正確引導

昨天，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指出，近年已有多地出臺類似規(guī)定，“我個人認為，形式主義居多，這種規(guī)定最關鍵的是誰來監(jiān)督?根據什么來處罰?據我觀察，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在社會治理過程中花樣百出，但是不中要害，形式主義和花樣主義比較多”。

竹立家認為，社會治理、國家治理，重點還是在“治權”，“權力的運行要廉潔、公正、負責任”，民俗遵循演變規(guī)律，是中國傳統一部分，對待民俗時，需小心謹慎，不能通過行政命令來管理，而是要通過正確方法引導。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學研究所副教授朱巍表示，該標準“是管得有點寬了”，在實際推行中，很難落到實處，“如果沒有法則和具體措施，光說是沒有意義的”。

他指出，彩禮是中國上千年來的傳統，同時也是“節(jié)節(jié)騰高的”，具體考量到生活水平，“有些地方彩禮，雖然是虛高，但也是符合市場邏輯的，民間行為，應該由民間來管理，不應該由強行的法律來規(guī)定民間習慣”。

朱巍分析認為，“有法律的歸法律，無法律的歸習慣”，如果有“習慣法”能管的，法律不用去涉及。他同時表示，河南濮陽政府有這個想法“是好的”，“但我覺得，此事是不能管住的，管不住的話，會讓政府的公信力變低，可以先從政府的工作人員，或者鄉(xiāng)村干部開始推行，但可能很難落實”。